有兩則新聞讓人亦悲亦喜：一則是，7月1日上午，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一名環衛工人，去當地一家農業銀行討水喝遭拒，還被銀行職員拉出門外。此事被曝光後，該行行長專門開微博向環衛工人道歉；該縣一些經營戶也自發倡議“為環衛工人找個歇腳處”，長興縣城主要路段的100多家沿街商戶將全部設置“環衛工人免費供水點”。（《都市快報》7月8日）

　　另一則新聞是，7月6日，媒體稱河南鞏義市將設立多個瓜果臨時便民點，但瓜農們發現必須花錢買高價遮陽傘才能擺攤。當日，鞏義市回應稱該費用係無償使用的押金；7月7日，鞏義市表示將全額退回押金並免費提供遮陽（雨）棚給瓜農使用。（央視7月8日）

　　這兩則新聞中，無論銀行職員還是城管，他與環衛工人和瓜農相比，都是強者。當其歧視和欺壓弱勢者時，社會輿論無一例外地譴責這些強勢企業或政府職能部門。當事部門的歧視“底氣”，或者來自於強勢的社會地位，或者來自於行政資源，但在社會道德力量的干預下，他們不得不通過道歉來進行危機公關，以挽回影響並重塑形象。

　　對弱者的歧視，在我們的一些地方，可以説普遍存在：有的是體制性歧視，比如對農民工的歧視；有的是政策性歧視，比如對外來務工人員的一些不公平政策；更多的，是基於心理優勢的社會性歧視。我們正處於一個社會階層急劇分化的時期，每個人都處於不同的層級之中。在這個金字塔型結構中，無論你處於何種層級，即使你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也有相對弱勢的時刻，如果恃強淩弱成為一種病態的習慣，那每個人都可能被歧視。因此，在維權意識日益高漲的當下，公眾對歧視就格外敏感。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其尊嚴的維護，不只是一種道德上的本能，還有抱團取火的共鳴，更是對社會公平的呼喚。

　　如果作為強者的個體憑其社會地位歧視弱勢者，這還只是一種道德劣跡，但一個群體一個層級對弱勢層級進行普遍性歧視，那就不只是道德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了。這只能説明，我們無論在社會資源的分配方面，還是在社會層級的流動性方面，都存在問題。歧視是一種社會病，其表症或許是人性劣跡，但病源還在於道德潰敗，這既包括個人道德也包括行政道德。歧視，歸根結底是一種不公平的表現。

　　前引兩則新聞最終以一抹暖色，給我們帶來慰籍。這説明，我們的主流價值觀是向善的，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得以相對平穩地運行的保障。歧視者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或許會有所觸動，但他們能否真正反省，還不能樂觀。並且，社會性歧視一時可能會因為輿論批評而有所收斂，但制度性歧視則因為關涉利益分配，短期內很難觸動。容易激化矛盾並影響社會穩定的，更多的還是制度性歧視和政策性不公，而這些正是最值得高度關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