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命懸一線，他註定作為埃及的一名重犯死去。這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埃及國家動蕩的一個象徵。

       穆巴拉克的前任薩達特總統1981年在閱兵式上死於刺殺，穆巴拉克作為中東戰爭的英雄執掌埃及直到不久前，但他的結局並不比薩達特更好。埃及總統選舉結果定於今天揭曉，兩名候選人在這之前都已宣佈自己勝選，這預示著埃及未來領導人仍將處在政治鬥爭的風暴裏，至少其政治生命的安全系數不會太高。

       領導人命運的大起大落，尤其是領導人不得善終，這在政治動蕩的國家裏相當普遍。在歐洲著名的火藥桶巴爾幹地區，南斯拉伕及塞爾維亞領導人的個人命運不斷續寫被暗殺、被廢黜以及被清算監禁的悲情劇。韓國前總統樸正熙也死於暗殺，印度的甘地家族和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各出了兩位死於非命的總理。東南亞很多國家的總統位置和卸任後的審判席是“直通車”關係。

       如何對待最高權力一直在考驗很多國家。從領導人到國民都對最高權力建立理性認識，並共同使用好它，這的確很難。發生悲劇的原因經常是，領導人和社會都認為最高權力可以決定一切，從而將國家的命運完全綁定在一個人的去留甚至生死上。

       一個政治強人被推倒常常給國家帶來希望，但機會成本有可能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正常生活，而且結果很不確定。由於在現代政治不發達的國家裏，人們沒有其他更穩妥的解決辦法，因而領導人命運和國家穩定“同歸於盡”往往成了“被迫選擇”。

       如果對穆巴拉克的悲劇做些總結，我們或許可發現幾個重要的政治陷阱。

       第一，對於很多動蕩的國家，政治強人體制有很大誘惑。它能帶來立竿見影的社會秩序，也能保障領導人個人的執政利益，包括其人身安全。但這很可能是飲鴆止渴，無論社會的利益還是領導人個人的利益，都缺少跨代延續的可靠性，出現壞結局的概率很高。

       第二，驅逐政治強人比剷除強人政治根源容易得多。強人政治通常有國家一系列深層問題相對應，結束強人政治意味著這些問題的同時釋放。趕走政治強人實際也是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的開始，而非它們的一筆勾銷。

       第三，只有高質量的民主政治才能給社會帶來好處，低質量的民主政治和強人政治實際是國家能力匱乏這一硬幣的兩面。推動經濟及社會層面的基礎建設對提高國家政治質量永遠是至關重要的。

       保持國家權力的充分有效並同時限制它，實為世界性難題。迄今只有西方國家過去的成功獲得較廣泛認同。西方制度做到了嚴厲制約權力，但被削弱了的西方政府能否帶領國家強有力應對當前及未來挑戰，這個問號正越來越大。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特別是信息在世界不斷加速傳播，帶有專制色彩的強人政治在全球範圍內逐漸式微。解決“後專制時代”的權威匱乏，正漸漸成為有普遍性的政治問題。從政治上看，世界處於一個大的過渡期，權力過分使用和被過度削弱的情況並存，聰明的國家需要對準自己的問題下力氣，不可輕易學別人的樣子隨大流，趕時髦。

       穆巴拉克能多活幾時已不重要，他的最後價值，或許就是提供一個機會讓人們做思考：他本人和埃及為什麼走到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