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包括埃及官方中東通訊社和CNN在內，眾多媒體紛紛報道穆巴拉克在當地時間6月19日多次心臟停跳，已“腦死亡”，路透社仍援引埃及軍方人士的話稱，穆巴拉克僅是昏迷，但説其“臨床死亡”為時尚早。然而無論如何，從這一刻起，各路媒體已忙著為這位曾鐵腕統治埃及30年的前軍事強人作“蓋棺論定”，將他當做一個事實上的死人。

       如果説“穆巴拉克已死”，那他的“死”真有些“死不逢時”之憾。

       説這樣的話，並非因為他統治埃及的30年不僅有實施獨裁統治，濫用軍事管制，武力鎮壓異議者的罪惡，有至今仍未蓋棺定論的貪腐指控，也有穩定埃及社會，打擊極端勢力，促進阿以和解，維護地區和平的功勞，歷史是公正的，功歸功，過歸過。誠如6月2日他被判終身監禁時有評論所指出的，僅去年“尼羅河革命”期間短短18天，埃及社會所付出的850多條生命，他便百罪莫贖。

       然而，穆巴拉克至“死”對自己的罪錯毫無認識與反省，對他的審判只觸及其將死或已死的肉體，而並未觸及其靈魂。或許天假其年，人們將能看到一個大徹大悟的前獨裁者，而不是一個到死也只為自己喪失權力與自由痛哭流涕，卻並不對導致自己和他人痛苦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的頑固囚犯。這樣一個結局，對穆巴拉克而言是一個悲劇，對埃及社會而言又何嘗不是？未能等到穆巴拉克本人的反省，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延誤埃及社會的反省進程，更可能在若干年後，為某些忘記歷史的人和勢力，提供一個現成的“烈士”——因為他“不屈不撓地戰鬥到死”。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段歷史而言，最難的不是凝聚仇恨，揭露和清算罪惡，而是在徹底揭露、清算後展現包容性，在包容和反省的基礎上達成新的社會共識。原本穆巴拉克的庭審，為埃及提供了這一大好契機：以法律之嚴肅明斷其罪，以社會之寬容給予其更人道的待遇和相對更好的歸宿，可幫助埃及各階層儘快翻過“穆巴拉克時代”這一頁，迅速走上民主、和平、互信、發展的正軌。

       穆巴拉克此時之“死”，讓上述一切都成為永不可能實現的假設，從這點上講，他的“早死”，對埃及，對埃及人而言，也未必是“死的逢時”。然而實現這從“司法之嚴肅”到“社會之寬容”之“共識循環”的前提，是埃及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摒棄“穆巴拉克時代”的思維定式，用“新時代”的模板思考和解決問題、矛盾。但事實證明，這一點遠未做到。

       就在穆巴拉克“死訊”傳出之際，兩名總統候選人（其中一名是穆巴拉克時代的空軍司令，另一名則是前“非法組織”的代表）仍各自宣稱自己是獲得52%選票的勝利者，對方是“竊賊”；由兄弟會和其它宗教保守派把持的國會正不斷動作，試圖逼迫軍方讓出更多權力，並力爭將所有穆巴拉克時代的政治人物打入“政治死牢”；帶有濃厚舊時代色彩的軍方則一方面宣稱自己有“最終立法權”；充斥著穆巴拉克時代人物的埃及行政議會正試圖將兄弟會所屬“自由與正義黨”等政黨，乃至剛選出沒多久的兩個議會，統統打成“非法組織”。

       整個埃及政治生活的邏輯，仍沉浸在“廣場時代”，曾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進程在近期一系列事件發生後，已越來越明顯地露出弱不禁風的一面，而埃及社會則同樣死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傳統邏輯，社會共識難以凝聚，“後穆巴拉克時代”何嘗真的“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穆巴拉克是“該死的（政治遺産和邏輯）未死，不該死的（軀殼）卻死了”，説他“死不逢時”，實在是恰如其分。

       穆巴拉克的悲劇提醒每一個處於類似轉型期的社會：不要等到不得不抉擇時才作抉擇，否則對任何人、任何階層和勢力而言，都可能是更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