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海淀法院的判決塵埃落定，外地女子王某的“長安夢”碎了一地雞毛：去年3月，為了落戶北京，王某與精神病人小張登記結婚。後被張某監護人發現，起訴到法院要求確認婚姻無效。日前，法院以“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愈的，婚姻無效”為由判決二人婚姻無效。（6月10日《京華時報》）　　

       為了成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尋求精神病人的“幫助”，通過“婚姻捷徑”獲得一張京城戶口，該名外地女子這種攻于算計的做法令人生厭，其最終落得的“婚姻無效”及遭網友拍磚的下場亦屬咎由自取。然而，刨去道德層面的價值判斷，當“黃粱美夢”遭遇“夢醒時分”，我們還是多少能夠從中讀出一絲個體的悲愴與時代的哀鳴，而這顯然不是簡單的是非黑白可以説清辨明的。　　

       必須承認，儘管“逃離北上廣”的説法長久不衰，但相比零星的離場者，更多的人則像飛蛾撲火般涌向這幾座代表著繁榮與進步，交織著理想與慾望的大都會。然而，森嚴的戶籍壁壘卻使他們不得不舔舐“久在異鄉為異客”的苦澀。於是乎，找“屌絲”土著結婚便成了許多外來者，特別是弱勢女性“曲線救國”的重要法門。當“落戶式婚姻”成為一種現象，與其説是“人性之惡”使然，毋寧説是拜社會現實所賜。　　

      一方面，巨大的區域差異、不均的資源分配使得北上廣擁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備的城市魅力。別的不説，單就教育一項而言，根據北大法學院張千帆教授在其研究課題“大學招生與憲法平等”中得出的結論，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而上海考生進復旦的機會則是全國平均的53倍。巨大的機會差令人瞠目艷羨，也不可避免的在人群中催生出某種遷移傾向。換句話説，落戶北上廣是每位“理性經濟人”趨利避害的必然選擇。這與一些先富階層出國移民，以追求更高優質的生活並無二致。　　

       另一方面，堅硬的戶籍政策卻在各種堂皇理由的裝扮下徒增著遷移者的“機會成本”。對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接納了外來者的勞動與稅收，北上廣憑什麼不讓他們分享自己的資源與福利？要是沒有戶籍政策的阻礙，誰會願意嫁給精神病人？如此“算計”對於一個女子而言，代價是否也太大了點？因為即使到現在，“二婚頭”依舊不是一個好詞，“再婚難”也仍然是個不爭的事實。　　

       由此而言，為落戶北京與精神病人結婚的王某不過是現實“子宮”中孕育出的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悲劇人物。如果區域間的發展失衡得不到改變、戶籍壁壘不能夠被徹底破除，那麼“落戶式婚姻”的情況便不可能消失。畢竟，“人往高處走”這是亙古不變的人性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