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平頂山市中級法院與被害人家屬簽訂協議，法院保證“儘量判處被告死刑”，對等代價是被害人家屬不再上訪。據報道，“保證書”並未達到預期之目的，當初只有被害家屬在上訪，後變成雙方都在上訪，而疑犯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二審多次認定、檢方又不能補充新證據的情況下，被超期羈押長達10年。（6月6日《半月談》）

　　此案涉及多個方面的問題，如公安機關偵查階段過分依賴口供、檢方又在證據不充分情況下匆忙移送起訴、發回重審之後原審法院處置不當等，這些問題在現有司法制度下具有普遍性，而且這些問題的糾偏也有相應的機制，一般來説，只要糾偏機制發揮正常，這些普遍性問題將依一定司法程序得到解決，如補充證據，在新證據無法補充的情況下遵從“疑罪從無”原則無罪釋放刑事被告。

　　即便是“司法大眾化”成為主流，也還是強調同一規則用於同一類案件的原則，司法能動主義並不是司法脫離法律主義，在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兼顧的情況下，其宗旨依然是實現司法正義與公平。

　　然而，本來只存在“普遍性問題”的並不複雜的案件，卻辦成了一樁“葫蘆案”，或更確切地説是“懸案”，究其原因是司法審判權力中摻雜進來許多原本不該有的因素，導致權力異化，異化的結果，是導致現有糾偏司法機制幾乎陷入癱瘓。

　　第一個因素是司法社會效果評價中的“維穩”因素。本來按理説，一樁公正審判的案件，對社會傳遞的是“正能量”，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維穩”是司法公正的必然結果。然而，在對地方治理中以“維穩”效果進行“一票否決”政績考核之時，形式主義上的“維穩”需求就會超越實質意義上的“維穩”，它一旦與司法公權結合之後，必然就會産生與當事人進行私下交易的刺激，只要交易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什麼交易都會被視為正當，而異化的權力一旦又得到“正當性”的支持之後，這類異化的權力，就難以恢復原狀。

　　第二個因素是屬於個人權利的信訪權能無限逐級上訪，而司法救濟卻只能在二審終局的安排下最終失去進一步上訴的權利，使司法公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並不能讓當事人或其家屬有“權利窮盡”之滿足感。以滿足感為標的，以承諾放棄部分私權和偏袒使用公權力為內容的“契約”就有結成“城下之盟”的空間，導致了權力的異化。

　　法院對案件如何判決，應是以案件的是非曲直為基礎，通過庭審中對呈堂證據的採信和對法律條文的準確適用等活動，最後得出公正的判決，未審先判，或未審定罪，均是對司法公權力的褻瀆，任何對公權力的私下承諾，往往最終帶來的是對當事人的欺騙。

　　最後，平頂山中級法院之所以敢以犧牲司法公權力的公正為代價，謀取對方放棄本可正常行使的信訪權，是因為遭遇“司法獨立與司法責任”之困局之後的另辟蹊徑。當所有問題的解決，最終都落在啟動案件原始機關的單肩獨臂上時，最終變成了原始機關的公檢司三方的責任博弈，在“追責”與“國家賠償”機制之下，變成沒有一方擔當責任的僵局。平頂山中院將這樁案子活生生辦成了“趙作海案”，教訓不可謂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