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工商時報》7日發表社論認為，馬當局此時在經濟政策的取捨上已陷於“救經濟”或“抗通膨”的兩難困境，我們建議以救經濟為先，並且以匯率為主要政策工具。

　　社論摘錄如下：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日前公佈的全球競爭力評比，台灣出口排名從第4名降到第54名，而且景氣對策信號連6月亮藍燈，令島內各界震驚，其實這是台灣經濟因深度全球化而導致的副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人們終於發現傳統經濟學對目前經濟事實的描述，以及對未來經濟遠景的預測，有其顯著的不足。經濟學教科書迄今仍然沒有告訴我們全球化的風險有多高，而只告訴我們全球化帶來國際分工的效益，強調在“比較利益法則”下，國際貿易將使各國的福利提高。

　　然而，傳統經濟學並沒有注意到強大的跨國企業使“歐肯法則”（Okun‘s Law）預測能力不再有效的事實，亦即由於跨國生産與三角貿易，一國GDP的持續成長與失業率的持續降低，未必再有明顯的關係。換言之，在統計數字上跨國企業的三角貿易，雖使其本國或地區GDP成長，但所增加的就業卻落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台灣這些年來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另外，金融方面也是如此。傳統經濟學只強調資本自由流動的效率，卻忽視大型的避險基金、私募基金，流竄于全球原油、黃金、大宗物資等市場炒作獲利的事實，此種“競租（rent-seeking）”本質上是無效率且不利於資源配置的經濟行為。因此，全球化加深了經濟的不安定，並且對國際貿易依存度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衝擊最大。

　　從實務面觀察，全球金融海嘯迄今，歐美各國政府除了採行寬鬆財政政策之外，更紛紛採行寬鬆貨幣政策，原本希望提供其國內企業與消費者充足資金，藉以加速投資，增加消費，促使經濟及早復蘇。然而，事與願違，在全球化資本無國界的實境下，寬鬆資金被用於炒作供給缺乏彈性的黃金、原油、大宗物資（小麥、玉米、棉花等），反而造成各國或地區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在歐洲方面，歐元區17國使用相同貨幣，享有區域內的規模經濟，但單一匯率亦使區域外貿易收支強者（如德國）更強，弱者（如意大利）愈弱。至於先前的寬鬆財政政策，則使各國的財政收支更加惡化。馬斯垂克條約所規範的財政紀律（財政赤字佔GDP比重不高於3％，政府債務餘額佔GDP比重不高於60％），在2011年只有芬蘭、盧森堡及愛沙尼亞等三國達成，連強調財政紀律的德國，其政府債務餘額佔GDP比重也超標。至於其他體質較差的歐洲五國（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PIIGS），就在“貿易逆差、經濟惡化、稅收減少、財政惡化、削減支出、消費減少、經濟更惡化”的惡性循環中，産生了主權債務無法履行的“歐債危機”。

　　台灣由於國際貿易依存度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高，在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中，受到牽連而景氣衰退。並且長期以來，由於幾乎每年都有選舉，以致國際油價及農産品價格持續上漲時，無法充分反應成本。這個壓力鍋在今年大選之後終於被掀開了：馬當局考量經濟的長期健全發展，決定讓價格機能回復正常運作，並且由油電價格調漲開始。

　　油電價格雙漲，給長期被壓抑的各行各業有個漲價的藉口，雖然小麥等大宗物資價格近期有所回跌，但相關業者仍明著或暗著想把過去幾年被壓抑的部分調漲回來，因此通貨膨脹已隱然成形。雖然當局採取各項措施，甚至從製造端至通路端都嚴格把關，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業者以重新包裝、改變規格、推出“新”品（不再生産“舊”品）方式，變相漲價，與當局玩躲貓貓的遊戲，苦的是一般社會大眾。

　　另一方面，歐美景氣低迷，使台灣進口與出口年增率連三季下跌，出口更是連4個月衰退。在內需方面，4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月減3.69％或年減2.37％，主要是與出口有關的批發業年減4.37％所致。可以看出，出口持續惡化，已經危及內需的成長。加上房市原先預期520推案爆天量落空，股市受到證所稅風暴與歐債危機內外夾攻，以致市值與成交量都大幅萎縮，因此目前台灣經濟的出口、內需、房市、股市，已經陷於“四大皆空”的險境。

　　此時此刻，馬當局在經濟政策的取捨上已陷於“救經濟”或“抗通膨”的兩難困境。就此，我們建議以救經濟為先，並且以匯率為主要政策工具。根據美國的匯率調查報告，韓元幣值嚴重低估，而韓國出口品與台灣産品有相當高比重的重疊，韓元幣值低估勢將使台灣競爭力相對惡化。值此國際農工原料價格大幅回檔之際，新台幣宜靈活變動，適度的貶值應不致造成通膨的惡化，卻有助於出口成長，以及使內需中與出口相關的批發業成長，有助於經濟成長率的“保三”。進一步言，以“央行”3,4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新台幣每貶值一元，“央行”就增加3,400億元的盈餘，從而增加盈餘繳庫能力，有助於馬當局財政收支的改善。既然新台幣貶值可以“搶出口”、“救經濟”、“助財政”，在政策取捨（trade-off）上該如何決定，已經是不言可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