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塌房屋226間,損壞房屋52間,直接經濟損失8900萬元……湖南省桃江縣今年5月12日遭受洪澇災害,對於直接經濟損失,縣民政局的數字是1800萬元。而防汛辦向媒體提供的災情彙報材料卻説是8900萬元,被當地媒體發現暗含“水分”。“桃江縣防汛辦誇大災情或許不是無意中出錯了,這是當前少數地方政府上報災情的‘潛規則',誇大的災情更容易引起上級部門領導重視。”桃江縣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5月22日《法治週末》)

　　一場暴雨不但製造了災情,還不小心讓潛規則“現形”。1800萬與8900萬之間的懸殊,顯示的不僅是當地官員畸形的政績觀與災難觀,還有“災難錢”的公開秘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曾經提出過“速度錢”的概念,它指花錢去加快政府機構的辦事速度,以獲得更多的收益。所謂“災難錢”,也即在突發的災難中,習慣性地經由種種人為的手段,獲得更多的災難收益。

　　誇大災情以獲得更多的政策性幫扶,類似的事情倘若發生在某個貧困縣身上,或許是有其發生邏輯的,問題在於:從網上的資料不難發現,桃江縣是湘中地區最發達的縣之一。資料顯示,桃江是“全國重點産茶大縣”“全國生豬調出大縣”“全國産糧大縣”“全國科技進步先進縣”——當一個富裕之縣也熱衷於從救災資金中“套現”,它反映出的可能是機制性的弊病。在我看來,這種弊病也就是救災機制的不透明,乃至“暗箱操作”。

　　應該説,在歷經汶川、玉樹兩次驚天大震之後,我國的救災機制早已經得到大步的提升,無論是事前的應急舉措,還是事後的慈善管理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不得不説,它依舊存在透明度不夠、同步監督缺失等問題。

　　桃江官員為什麼敢於虛報災情?只因為救災流程是在“機制內”進行的:下級官員虛報災情——處廟堂之高的上級官員“在文件中核實”——處江湖之遠的公眾無從監督,救災款項與物資發放,各方皆大歡喜。一切在內部進行,也就意味著缺少公眾監督,造假壓力很小。況且,多得的救災款項與物資還可以“靈活處理”——兩者疊加出的制度環境與可能誘惑,讓虛報災情成了下意識的舉動。

　　不透明之下,潛規則就應勢而生。這樣的道理幾乎放之四海皆準。無監督的、單方面的財物救災只會衍生出“制度暗箱”,於是,我們還能看到另外荒誕的一幕:災區領導一邊在誇大災情,一邊卻在瞞報受災傷亡人數。原因何在?無他,同樣是不受監督與不透明救災機制的副産品。除了災情的虛報,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是救災方式。當下的救災模式,更習慣於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來平息災難的傷痛,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幫助災區恢復基本的公共設施。這確屬必要,但也無形中忽略了災民自身的抗災能力培育——比如,當災難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存在,如何通過致富技能賦予和災難知識普及,減少不必要的災難損失,讓受災者能夠迅速回歸正常生活。

　　桃江誇大災情以及當地領導的不以為意,無疑給了我們一次重新審視救災機制的契機:何以從制度層面消弭浮誇災情的土壤與可能性?這兩年來,“頂層設計”在成為一個熱詞,很顯然,要讓救災機制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同樣需要一些制度性改造。當撒胡椒面一樣給予受災地區財物扶持變得越來越低效,救災更應成為制度對個體的幫扶；當救災機制不再只是紙面上的政令往來,而是兼顧政策善意與個體監督的系統架構,那麼利用災情“套現”的做法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空間。救災就是救災,它從來都不應關乎利益,只能是無聲的援手與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