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以來對華政策都相似

　　自尼克松以來的8位美國總統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大同小異。他們在思想觀念與個人性情上相差甚遠，卻能在對華政策方面得出相似的結論，這説明我們的對華政策通常是由總統認知的美國國家利益所驅動的。這一政策具有如下基本特徵：第一，中美關係基於雙方的共同利益，並努力擴大這種共同利益，而不是專注于雙方在政治價值觀上的區別；第二，在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朝鮮半島和中東問題方面進行合作；第三，加強貿易、投資、交流以及高層對話；第四，將中國不斷融入到國際社會及國際組織當中；第五，通過堅持兩岸問題和平解決、一個中國的政策、適當的對臺軍售，以及不把台灣視為地區安全盟友，避免台灣問題軍事化，來控制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第六，在西太平洋地區保持美軍前沿部署和同盟，作為一種預防和制衡手段。

　　奧巴馬的所作所為也沒有超出這一主流政策框架。我把他的政策概括為立足於三個基礎：第一，承認並尊重中國的崛起及其合法利益，而且也把這看做是美國的利益；第二，堅持中國的崛起應該合乎國際規範和國際法；第三，加強同盟與夥伴關係，確保中國的崛起所産生的影響是穩定的。

　　當前的中美關係到底怎麼樣？我覺得是處於一種相當好的狀態的。兩國領導人經常交流；中美在朝鮮問題（如最近的安理會聲明）以及伊朗問題（“五常加一”談判已經恢復）上的協調與合作都比較順暢。台灣已不是緊張局勢的根源，而且這種態勢在接下來幾年將繼續保持。由於台灣問題是一個中美從理論上而言可能發生衝突的問題，所以兩岸關係呈現一種積極狀況及發展勢頭意義重大，這一點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正與其他聲索國進行積極對話，這正是美國關注這一問題想要達到的目的。雖然中國擔心美國對華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但美國並沒有這樣做。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雖然一直令中國不滿，但是比過去的情況沒有改變。

　　中美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我從事中美關係工作已經30多年了，親歷了包括從1989年到1991年之間，1995年到1996年間，1999年到2000年間，以及2001年年初在內的最緊張的階段。當前的中美關係，並不處於這樣的緊張階段中，而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所面臨的挑戰也和過去不同。原因有兩方面，一是過去十年中，中國飛速崛起，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的作用更大了；二是經濟因素在中美雙邊關係中變得更加重要了。然而，那種在美國比在中國更流行的，認為中國已經或者即將取代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的論調，與事實完全不符。兩國的國力和人均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消失。同時，近年來一些人認為，中國在不斷地成長，而美國卻處於衰落的趨勢，不管最近幾年是否如此，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卻是必然的。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國面臨著嚴峻的國內經濟和政治問題才是當務之急。

　　關於中美關係，在媒體，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學術圈中，都會出現一些自我繁殖的敘述。在奧巴馬政府中，我就經歷了好幾種。第一年裏，我們被告知，我們欠了中國1.3萬億美元；在中國人面前，我們是弱不禁風的乞討者，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證據的缺乏並未怎麼削弱這種説法。其觀點主要源自對於一些小事的誤讀或者過度解讀。第二年裏，很多報道又指出，由於美國對臺軍售、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喇嘛、中國的強勢，以及美國從第一年示弱中吸取教訓，中美關係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我同意中美關係出現了問題和摩擦，但宣揚緊張局勢的報道與其説是反映了實際的威脅程度，還不如説主要是為了吸引難以集中注意力的公眾視線。

　　接下來出乎意料的是，本應是關係高度緊張的中美兩國，卻恢復了軍事關係。美國防部長蓋茨訪華；美國也接待了胡錦濤的訪問。在2011年絕大多數時間裏，因為沒什麼激動人心的新聞可以炒作，媒體對中美關係直接忽略了。

　　到2011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問亞洲時，美國“重心”回歸亞太的神話出現了。這種説法的確是一些政府官員提出的，但他們並沒有加以界定。這種提法使得中美兩國的一些學者感到沮喪，他們從中草率認為美國將要採取一種新的遏制政策。

　　那些認為中美天快要塌下來的人，應該去讀一讀希拉裏國務卿最近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海軍學院所做的演講。在這兩次演講中，她並沒有贊同任何一種將所謂美國“重心”回歸亞洲視為對抗性的、旨在遏制中國的戰略。恰恰相反，她談到了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美國拒絕零和思維方式，以及對於包括軍事領域在內的合作的重視。

　　中美互疑程度並非處最高期

　　部分是出於對美國“重心”回歸亞洲的反應，引發了關於中美之間所謂“安全困境”的討論，與之相伴的是目前受到高度關注的“互疑”的提法。我個人認為“安全困境”所帶來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這也是為什麼去年美國和中國要開展高級文官和軍官共同參與的戰略安全對話，並且讓兩國元首頻繁會晤，對於雙方可能面臨誤判或者衝突的關鍵安全問題進行探討。但不能因此作出“互疑”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判斷。至少在過去的某些時期，“互疑”的程度比現在要高得多。

　　事實上，根據我的經驗，對美國政府最高層而言，應對中美經濟關係中的挑戰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腦細胞要比處理政治問題花費更多。中國政府方面也可以此類推。經濟關係中的摩擦和挑戰，都是實實在在，而且非常可觀的；至於“安全困境”和“互疑”這樣的源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的概念術語，對於處理經濟問題而言，都不是正確的分析框架。

▲（作者JeffreyBader是奧巴馬政府前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高級主任。本文是作者近期在由北大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與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同在華盛頓主辦的“中美亞太安全對話”上的演講稿，李晨翻譯，于鐵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