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是四川省1號工程，地方政府2010年曾承諾，按富士康的要求招募充足的一線勞工。一年多過去了，兌現這項承諾變得十分困難，四川各級政府層層攤派仍不能完成任務，一些如“買人頭”式的灰色市場行為也已浮現出來，甚至出現了不能完成招工任務的公務員被要求自行進廠做工，以湊足政府許諾用工名額的情況。（4月28日《經濟觀察報》）　　

       此事曝出後，有人嘲諷被安排進富士康做工“湊數”的公務員，頗有幸災樂禍的味道。公務員引起的非議確實不少，但連這樣一個通常被理解為個人權利更能得到很好保障、甚至還有隱性福利以及特權的群體，其勞動權和休息權也得不到保障，卻在領導的強壓下，“冒名頂替”到企業做工。既然如此，那麼其他社會群體的權利就必然更得不到保護和尊重。《經濟觀察報》報道中也已經提到，四川部分地方政府也將日常公共服務與富士康招工任務捆綁在一起，該省宜賓市宜賓縣商州鎮豐岩村村民就反映，如果家裏沒有親屬在富士康上班，1萬元的危房改造補貼就要扣掉1000元。　　

       進廠做工的公務員肯定是基層一線的科員、辦事員，絕不會是擔任領導職務的人；要求前者以冒名頂替的方式“兌現”招工名額的，正是後者。理論上講，公務員群體中，雖然有職務、職級、資歷之分，但權利上人人平等，上級並不擁有對下屬的絕對支配權，在公務員法等法律法規之外，下屬可以拒絕上級的非法、不合理命令，並有權申訴維權。　　

       就此來看，如果四川某些政府機關將招工名額作為一項列入考核的目標，那麼基層公務員即便沒有完成，也只能按照公務員考核的政策法規，給予訓誡處分，或要求其接受提高履職能力的相關培訓。沒有哪條政策法規賦予了上級強迫下屬履行非公職工作的職權。但正如我們通過《經濟觀察報》報道所看到的，四川的一些公務員根本沒有辦法拒絕上級的要求，更提不上獲得申訴維權的可能和渠道。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上級可以逾越政策法規要求下屬去廠裏做工，當然也能提出其他不合理、不合法的非分要求。同理，相關政府機關也就可以以“經濟發展、項目運作的需要”為由，要求民眾犧牲個人利益、權益來“配合”政府。我們甚至不妨推演一番，如果當地引入的某個企業面臨員工結婚難，恐怕地方政府也會馬上列為一項重大的任務，層層幫忙選拔適齡女青年——如果選拔得不夠，是不是也會拿公務員上場湊數？　　

       至於四川方面在引入富士康時所做的招工數量承諾。地方政府確實可以，有時也有必要幫助企業招工，一方面解決了企業缺工難題，推動項目儘早上馬落實，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就業率，減少失業人口。但政府與企業明確簽署招工數量協定，前者甚至許諾隨時應後者的需要招募一線勞工，這首先説明四川當地的招商、勞動等主管部門對勞動力市場的形勢及用工企業用工方式、薪酬待遇對勞工的吸引力等因素認知不足，進而輕率地打了包票。　　

       在承諾不能完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先是通過運動式的行政動員、指標分攤、強制攤派等方式，力圖彌合招工缺口，這已經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行政“越位”了。而指派公務員進廠湊數的安排，本身也意味著對企業的不負責任——富士康方面並不希望工人來了就走，讓企業不斷付出高昂的培訓和磨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