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電影《桃姐》“擊敗”《龍門飛甲》、《武俠》、《讓子彈飛》等大片，成為第三十一屆香港金像獎的最大贏家。除了收穫香港電影人的敬意，該片在台灣和大陸同樣獲得熱烈的回應——摘取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三大獎項；自3月份在大陸、香港等地上映以來，以近億元的票房成績超越了多部同期上映的好萊塢影片。

       《桃姐》究竟憑藉什麼魅力，打破文藝片等同於票房“毒藥”的魔咒？對香港本土文化的深切關注和著力建構，以及渾厚獨特的文化氣質，是該片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取得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一些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淘金，《桃姐》的導演許鞍華一直偏愛書寫香港本土或香港主體的故事。《桃姐》也正是通過一個小人物的故事，來訴説一種普通人的情懷。可以説，主人公桃姐的一生折射著香港現當代歷史的印痕，其始終如一的情懷以及對於梁家上下的忠誠訴説著一種凝固不變的文化身份。在我看來，桃姐不僅僅是一個女傭，也是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類代表。

       像《桃姐》一樣，近年來一部分香港電影如《歲月神偷》、《月滿軒尼詩》等，以那些生活在普通街巷、社區中的小人物的悲與歡為觀照對象，以相對弱小、平凡、樸實的生命來保留或保存一些屬於本土的歷史記憶，並因此獲得了不錯的口碑。

       在電影産業快速發展和本土電影市場進一步開放的今天，《桃姐》等香港電影對本土文化資源的挖掘和賡續，能否給國産電影人帶來些許啟發？畢竟，觀眾的選擇才是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