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潔

       日前，廣東省人民醫院出動直升機，把五個月大的先天性心臟病女嬰從汕頭市接到廣州救治，這趟花費近兩萬元的“空中120”引發了市民對社會公平的質疑。醫院方面對此回應稱此次救助是一次演練，公安廳、醫院、孩子病情條件都具備。救急是第一選擇，無法做到免費。（《新京報》4月9日）

       明明為了救女嬰不惜成本，使出了渾身解數，卻反而遭來質疑，落下不是，對此，醫療機構恐怕也覺得冤枉並頗感鬱悶。應該説，對於120急救，公眾顯然並不陌生。不過，相比常見的救護車，“空中120”的確有些稀罕。不僅如此，既然“直升機救女嬰”的花費高達兩萬，成本如此高昂的“空中120”究竟誰用得起？會否最終成為有錢人專享的待遇？又是誰家女嬰如此幸運的受到眷顧？也就不免引發質疑，惹人遐想。

       對此，廣東省人民醫院回應稱，這只是“空中120”的一次演練，作為醫療救護納入應急體系的一次試運行，希望未來能常態化運作。至於孩子的病情，也完全符合實施空中救援的條件。一場演練，不僅練了兵，還實際派上了用場，完成“救女嬰”的使命，這樣一舉兩得的事兒要説無可非議。事實上，就連消防演習也不可能沒有成本，而相比消防意識與能力的養成，演習成本顯然划得來。同樣的道理，要練就“空中應急醫療救援”的能力，當然也不能捨不得花錢。目前空中醫學救援在我國仍是空白，一旦遇上交通嚴重堵塞，尤其發生重大災難時，空中醫療救急的缺失難免會成為致命短腿。既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對於“空中醫療急救”的適當投入，未嘗不是滿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之需的一個必然趨勢。

       事實上，醫療急救其實隨最能體現“時間就是生命”的場合，而空中醫療救急在時間上的優勢其實毋庸置疑。在這方面，一些發達國家早已建立了完備的空中醫療急救體系。例如，澳大利亞分佈在21個基地的53架救援飛機，每7分半鐘就有一架執行醫療任務的飛機起飛，服務地域相當於澳大利亞國土面積的80%，救治運送病人27萬餘人。德國從1980年初開始運用“空中急救車”運送傷病員。到90年代初，已發展到30個直升機救護站，覆蓋全國95%的國土面積，實行50－70公里半徑空中網絡急救，10分鐘就能趕赴現場，在日常危重急症救護上也起到了對地面急救的補償作用，成為世界上空中急救最發達的國家。

       當然，時間不只是生命，同樣也是金錢，“空中醫療急救”的高昂成本，究竟如何負擔，由誰支付，自然是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不過，假如因此便認定“直升機救命”必然成為富人特權，其實也有些想當然。事實上，無論在德國、美國還是日本，對於承擔空中救援的高額費用已有較成熟的經驗，碰到突發事件、意外傷害、急症危急的情況，保險公司都可以為病人承擔部分費用，這大大減輕了個人需承擔的經濟壓力。這些國家的經驗是，真正空中急救的費用並不是很高，一方面是由於保險公司承擔了部分費用，另一方面是隨著用戶量的上升，均攤在每個用戶頭上的費用大幅下降。例如，加拿大曾用醫療專機送一位重病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因為這位留學生加拿大留學期間參加了保險，雖然醫療專機的總費用將超過10萬美元，卻沒有額外收取當事人任何費用。可見，只要建立起完善合理的支付體系和機制，“直升機救命”完全有望飛入尋常百姓家。

       最後，發展“空中醫療急救”，也同樣需要避免浪費，在這方面，不少醫院為航空救援投鉅資建設的停機坪成為擺設，甚至荒廢，就是個必須吸取的教訓。假如“空中醫療急救”僅僅成為一個花錢的理由，顯然難免吹大泡沫，造成浪費。從這個意義上説，“空中醫療急救”資源的配置其實必須首先根據人口和急救需求進行合理的總體規劃，而為了防止“空中急救資源”遭濫用，也必須對其使用有嚴格的限定，並建立起透明監督的機制。唯此，“空中醫療急救”才不會“偏離航線”，而“直升機救女嬰”才不會遭來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