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針對“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實習醫生被殘殺”事件，衛生部部長陳竺要求衛生部辦公廳向黑龍江省衛生廳了解情況，要求嚴懲兇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27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籃球館為案件中死亡的醫務人員王浩舉辦追悼會，近千人參加了追悼活動。(3月28日《長沙晚報》)

       有一個現象在這個案件中是很引人注目的：這起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近七成網友紛紛留言表示“高興”，甚至有人還歡呼雀躍地表示“掌聲嘛響起來，歌舞嘛跳起來”。如果説，這起案件中，確實發生了利益糾結或者醫療事故，或許我們尚能理解和同情。但細看之下，兇手與被害人其實並無交集，只不過是因為對醫院給予的醫療建議不滿，因而買了一把水果刀，闖進醫生辦公室一頓亂砍與追殺，從而釀成一死三重傷的慘劇。而這把瘋狂報復的雙刃劍，既殺死了一名28歲年輕有為的醫科碩士，也斷送了一位年僅17歲的青年的前途。

       如果我們對此事件進行思考和分析，誠如白岩松所點評的“也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兇手’”，但僅僅從“心與良知”出發似乎還不夠，導致這起案件的直接原因，在於醫療從業者職業身份形象的受損。醫患關係並不是一夜之間成為敏感詞的，在這個過程中，醫生這一身份被不斷地打上標簽進而形成刻板印象——追逐利益而無視患者生命。而更糟糕的是，那些發生在不同地方的無良醫療事件，本身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極端案例，但經年累月，個別醫生的劣跡投射到群體之中，便成為了整個行業的污名。而相應地，患者的不同遭遇，也漸漸被演化成了代表百姓民眾處境的普遍事例。在這種情況下，使局面變得岌岌可危的其實不是人，而是我們的視角。

       某些行為和話語，是被加以集體概念化後才變得突出起來，特別是當雙方的視角設定差距較大時，就可能對日常生活中隨處發生的相遇産生影響。面對面的交流中，本來是白衣天使的從業人員變成了剝削患者的吸血鬼，患者雖然弱勢但總覺得憋不下一口莫名其妙的怒氣，醫生和患者雙方都沒有意識到，哪怕一個細微的表情，一句無心的話語，可能就已經被對方注入了複雜的暗示。這樣的情境，就好比你走進江湖，一心一意就準備著出刀與挨刀，又焉能心平氣和、全身而退呢?

       喬治奧威爾在論述納粹大屠殺的時候曾説過：“我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善良無私、遵紀守法的好人，在私人生活中也從未想到去殺人。他們只是在‘履行職責’。”從這個角度來看，網上的“高興”論調是一種典型的道德盲視。將殺人青年視為受損害患者的代表，而將被害的青年視為盤剝患者的醫生代表，在他們眼中，殺人的青年儼然被賦予了崇高的使命，而魯莽的殺人行為變成為社會除掉了一個公害，難道不應該為弱者奮起而擊掌，為壞人滅亡而叫好嗎?其實，職業身份並不等同於個人身份，這無異於一桿子打翻一船人，而因為整體職業身份的受損而引發了無辜個人的悲劇，這樣的雙輸局面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作為社會中的個人，誰不是站在群體角色或職業身份的屋宇之下呢?

       輿論所持的公義，並不是為了支持某一特定的群體，乃是為了把持我們集體所珍視的價值。引用一句電影裏的話：“他或許是偷你東西的賊，但現在，刀卻在你追殺他的手裏。”對那些曾經遭受過醫患困境的人來説，苦難不能成為赦免這名殺人青年罪行的理由，只要傷害到了我們整體社會所珍視的互愛與包容的感情，就沒有什麼罪行能夠發生得理直氣壯甚至冠冕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