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的福利分配製度已經成為一個怪胎，而且帶來了明顯的社會成本問題，對這一制度安排作出根本性變革是必須的。

　　中石化公佈2011年全年業績，去年中石化業績不佳，主要原因是煉油業務的虧損高達376億超過預期。然去年中石化職工費用415億元，比上年增加79億元。這些數字意味著，中石化職工費用去年增幅超過23%。

　　國企員工的福利待遇之高，一直飽受各界質疑。人均收入高於一般水平，還有貨幣化分房政策，再加上那些隱性福利，實際收入差距更大。中石化的年報，便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有人問，國企福利高又礙著誰了？這是不是仇富心理？其實，國企福利過高礙著了你我他，妨礙了社會公平和效率，增加了企業的社會成本，利潤在少部分人之中得到分享，而由全社會背上了一個大包袱。

　　首先，國企職工福利與職工工資界限的模糊不清，削弱了國家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妨礙稅金徵收中的“公平性”。隱形的福利收入會導致職工個人的納稅收入小于其實際收入，也會影響企業所得稅的計算和繳納。因此，國企職工的職工福利制度便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徵稅”上的不公，這個包袱要全體公眾來背。

　　其次，目前的國有企業儘管經過股份制改革，但國家股還是大頭，也有人説，全體人民都應該分享其經濟增長的成果，但我國國企員工佔就業總人口比例不到8％。現有的職工集體福利制度的受益者主要集中于這不足8％的群體，對於其他大多數群體而言則表現為一種不公。

　　再次，職工福利制度在不同企業中實際執行的差異，釋放出錯誤的價格信號，扭曲著人們努力的方向。創造高收入的方法不是努力勞動創造財富，而是走後門搞關係，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手段進入高收入高福利單位和部門，爭取更大的利潤分配。這也影響著年輕人就業的價值取向。標準的扭曲是最大的不公，創業精神和奮鬥精神的缺失，影響的將是幾代人。

　　國企的福利分配製度已成為一個怪胎，而且帶來了明顯的社會成本問題，對這一制度安排作出根本性變革是必須的。近日，財政部發佈了《關於企業加強職工福利費財務管理的通知》，要求各企業為職工發放的交通、住房、通訊、節日補助以及餐費補貼等，均應當納入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管理，不再納入職工福利費管理。明晰職工工資和職工福利的界限，通過稅收的方式將職工集體福利制度引發的社會成本逐步轉移到企業內部，應是此制度變革邁出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