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評論員 顧燕

　　日前，深圳市出臺規定，擬推行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實現責任到人、記錄在案、問題倒查，健全公務活動過程的資料保存制度。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

　　對公務行為及其過錯實行終身負責，可以視作對當前官員問責制的一種拓展，也是地方政治實踐中的吏治努力。這種做法值得肯定。但結合官員問責中浮現的種種問題，以及現實操作層面的局限性，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能否紮實“落地”，還是一個未知數。

　　長期以來，我國公務員的問責及退出機制建設滯後，官員能“上”不能“下”、出了問題的責任追究不力是一個痼疾。2003年“非典”帶動“問責風暴年”，官員問責機制逐漸在實踐中展開，並進入公眾視野。從近十年的社會反饋來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目前推行的官員問責制到了需要反思的階段。

　　近年來，不論是在責任事故還是在腐敗醜聞中，由於問責機制的不透明、不規範，問責措施常被視作堵住輿論嘴巴的權宜之計，甚至淪落為“政治作秀”，同時給官場潛規則製造了空間。相關責任官員火速復出，被譏諷為“帶薪休假”，往往使平息不久的輿論風潮再度反彈，侵蝕政府的公信力和公眾信心。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官員問責制基本上是事後補救，在問題沒有暴露之前，權力缺乏有效監督，依然按照其本身的邏輯運行。也就是説，官員過錯、失誤等不當甚至不法行為，被發現之後才進行問責，至於許多錯誤行為為何頻繁出現，哪怕被問責，類似問題為何共性般的前赴後繼地發生？

　　如果權力自身的運行邏輯沒有改變，問責只是一種不確定的風險，不具備足夠的威懾力，因此也無法遏制權力的惰性和尋租衝動。對公務行為負責應當貫徹整個過程，而不僅僅在出事之後的亡羊補牢。如果對公務行為的過錯缺乏事前制約機制，那麼問責即使是終身制的問責，也是一種消極防範。

　　當前，針對效率不高、成本高昂等行政體制運行中的頑疾，不少地方都在進行改革，也出臺了不少地方性措施。但在取得階段性成效之後，這些改革往往會碰到一層“天花板”。原因在於作為區域政治空間中的自主探索，地方實踐缺乏足夠的權力和資源來進行更大改革，除了在問責一端體現嚴厲性，在一些深層次、制度性的大問題上，地方實踐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深圳擬推行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一旦相關責任官員已進行升遷性的崗位變動，在普遍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中，能否切實追究責任，就是一個現實問題。類似的問題不能解決，地方的問責“招式”就容易成為“一陣風”或流於形式的短暫行為。

　　因此，在鼓勵地方發揮自主性、創造性的同時，我們要對其局限性有著充分的考慮，站在全局角度進行調度彌補。客觀而言，在問責制之外，這幾年對官員進行規制的制度建設，進展不大。這方面的改革需要地方實踐，也需要頂層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