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總工會要求10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佈自己的手機號碼，想法設法擴張話語權。該規定引發人們質疑，有人認為手機號碼是隱私，也有人質疑管不管用。（3月18日中國新聞網）

       不得不承認，山西總工會要求工會幹部公佈手機號碼的做法頗有創意，一定程度上，此舉可以暢通工會與普通勞動者之間的溝通，為他們的維權提供不同程度的幫助。但就當前的現實來看，此舉尚有諸多局限，註定無法實現擴張話語權的目的。

       長期以來，工會被視為聾子的耳朵——擺設，在勞動者維護自身權益中，工會常常充當尷尬的角色，特別是那些非公有制企業，有的壓根就沒建立工會，即使成立工會組織，但處處受制于企業主。説到底，導致工會話語權貧弱的根源正是制度保障的欠缺。

       首先，工會建設上阻礙重重。一些地方政府擔心組建工會會影響投資環境，妨礙招商引資，因而不對企業主動做出要求。同時，部分非公企業對組建工會持冷淡、回避態度，認為建了工會可能對企業利益有不良影響。此外，長期以來，由於工會作用沒有充分發揮，職工認為有沒有工會區別不大，參與工會的積極性較差，客觀上也阻礙了工會的建設。

       其次，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使得工會運行處處感到掣肘。比如，《工會法》缺乏強制性，對非公有制企業建立工會組織缺乏有效的約束力，自然在資金的保障方面就難以如願；再如，懲罰力度不夠，《工會法》規定了該法的執法主體是政府或有關部門，可事實卻是，如果有違反職工權益的事發生，各有關部門實際上作為不夠。

       顯然，要想擴張工會的話語權，不單單要亮出身份、職責，更要完善制度保障，提升工會組織的地位。具體而言，一是要對《工會法》進行相應修改，除了強化對企業工會組織建設的要求，還要加強對政府執法或工會建設中履職不力的監督和問責；二是要在工會維權過程中，政府職能部門應積極作為，從而樹立工會維權的角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