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來自湖北陽新的在深務工人員蔡克關反映，因其拒絕簽訂拆遷協議，當地兩名公務員來深圳動員拆遷無果，半夜兩次將他經營的報刊亭門鎖用膠水和化學製品堵死。日前，陽新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證實，作案者確實是縣檔案局的2名公務員。（3月14日《京華時報》）

       坦率來講，雖然兩個公務員的“逼遷”之舉令人憤懣，但如果只把板子打在他們身上，明顯有失公允。目前警方已經介入“堵釘子戶鎖眼”事件的調查，湖北陽新縣也已經承認這二人是檔案局公務員，並稱已對二人提出嚴厲批評。事實上，陽新縣的做法擺明了是希望通過讓這二人“替罪”，進而摘除自己的責任。從根本上來講，這件事情最該被追究責任的不是這兩個堵人鎖眼的公務員，而是陽新縣政府。

       依靠土地出讓獲得的出讓金是地方政府重要財政收入的組成部分，同時，支持土地商業開發也是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來源。對縣級政府而言，賣地的收入比支持産業發展獲得的財政收入來得快、來得多、獲得易。因此，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商業開發自然不遺餘力地支持。而如果拆遷方與被拆遷者之間不能達成協定，商業開發每遲緩一天就可能面臨鉅額損失，政府就會通過各種方式來進行拆遷，要麼縱容土地開發者暴力拆遷，要麼以強制權力干涉拆遷行為。

       事實上，為杜絕拆遷過程中的違法行為，國家已出臺許多制度規章。但兩名公務員跑到深圳，採取非常措施“勸解”被拆遷戶的行為，説明政府在拆遷過程中依然沒有擺正自己的權力邊界。首先，陽新縣將釘子戶包給各個單位，向公務員下定任務指標，要求“誰管理誰負責，誰的人誰負責，誰的任務誰負責”，這種做法明顯有失公允。因為公務員各有各的職責，承擔的任務各不相同，但縣政府卻將拆遷任務強加於他們身上，讓檔案局的公務員去負責拆遷動員工作，吊詭的任務只能説明當地政府對公務員職責認識不清。可以想見，正是當地政府的盲目施壓，“誰的任務誰負責”，才讓兩個不該與拆遷有瓜葛的公務員跑到深圳，更使出堵人鎖眼的下三濫手法“逼遷”。

       其次，造成拆遷不利原因不在檔案局公務員不努力，也不在民眾之刁難，而是在拆遷一開始，拆遷負責人就造成了民眾與拆遷方之間的對立。陽新縣政府發佈公文，公文中稱以1200元/平方米徵收，工作人員來談時説是800元/平方米。價差如此之大，民眾當然無法接受。更加值得懷疑的是，為何徵收標準會縮水？縮水是政府的意思還是拆遷工作人員的行為？

       當然，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政府做這些工作是否合法。早在2010年，國土部就出臺規定，禁止政府直接插手土地拆遷，特別是這種為了進行商業開發而進行的拆遷行為。也就是説，陽新縣向各部門以及公務員佈置拆遷任務本就是不合規定的行為，強調各部門“誰的任務誰負責”根本沒有正當性。這足以從根本上否定陽新縣政府的拆遷行為。

       對地方政府來説，如何支持經濟産業的升級、改變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依然是個難以回答的難題，這並不是一個部門所能解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就該為土地商業開發做馬前卒。政府的職責是服務於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土地出讓金，更非商業開發的護航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