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是代表委員議政的機會，也是一些地方宣傳本地形象的機會。不少官員紛紛在發言中宣傳本地的改革政績：醫改的成果，文化發展的成績——不過也有一些官員代表在兩會上談條件、擺困難。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就認為地方政府教育經費支出佔GDP4%很難做到。

　　這位代表説得也不乏道理：教育經費支出佔GDP4%，當下首先需要厘清中央與地方的投入責任，否則很容易形成推諉和扯皮。但我也有一個擔心，作為發達地區廣東的代表這麼抱怨，會不會對其他地方形成一種很不好的暗示。連財政充盈的廣東都在教育投入上哭窮，都在抱怨“教育支出佔GDP4%很難做到”，其他地方不是更有理由哭窮了嗎？在此種情況下，作為底線共識、艱難推進的“4%”豈不又會在執行過程中走樣？

　　這並非杞人憂天，而是一個很現實的命題。從公車改革到官員財産申報，我們很多領域的改革所以難以深化，之所以一再陷入漸而不進的擱淺狀態，關鍵就在一種推動着改革向前走的動力不足。很多地方在改革問題上不是爭先恐後，而是比下比爛，比誰更落後，而不是比誰更走在前面。

　　比如落實這個4%的教育投入責任就是如此。其實，不少地方都已經率先完成了這個任務，特別是一些貧困縣，尤其值得尊重。他們寧願縣領導住在破舊的窯洞、殘破的危房中，也要保障基本的教育投入，完成政府的義務教育責任。有的地方甚至將40%的財政收入用到教育上，率先實行15年免費教育。可我們不少地方，並沒有跟這些率先完成任務的地方比，而是跟那些耍賴不完成任務的地方比。他們不會因為“有貧困縣率先完成教育投入”而有半點兒羞恥感，而會往下，跟那些不如自己的地方比，並在這種比較中沾沾自喜，為拒絕擔當政府責任找到一種理直氣壯的藉口。

　　很多改革問題上都存在這種“比下比爛”。典型的如公車改革，杭州的車改走在了全國的前面，貨幣化、市場化、單軌化，最高只補貼2400元，為車改走出了一條新路——可很少有地方願意跟杭州比，而更願意跟“每位領導每年發8萬元車補”的遼陽弓長嶺區比。這樣的比下比爛，會讓作為改革先鋒的杭州非常不平衡：我們改了，反而引來一堆輿論質疑，那些沒改的地方反而沒人説。這樣的抱怨，不是簡單的撒嬌，而是“比下思維”下的一種不公平感。為什麼不去批評那些不改革的人，反而批評改革者？

　　這些引發的一大問題，就是改革乏力。很多地方都停下了改革的腳步，選擇觀望。不是看哪些地方改了，而是看哪些地方沒有改，比如政務公開和財政預算透明就是如此。去年一位專家給各地政府預算公開和透明度排名，發現各省之間的分數差距在縮小。在財政信息公開的進程中，各省既不願落後，也不願冒尖，處在觀望、徘徊的消極狀態。為什麼？就是“比下比爛”邏輯在作怪。寧願落後，也不願意爭先。

　　這種比下比爛，還容易形成一種官場和改革的逆淘汰。改革者因為擔心成為輿論焦點而不去改革了，不改革者反而安然無恙，在平庸的政績中安全地往上爬，這會激勵更多官員去做不改革者。惡果就是，好人被淘汰，好人被逼當駝鳥，改革往回走。官員財産申報，新疆阿勒泰先行了，可有幾個地方跟上的？

　　比下比爛的問題，其實是改革缺乏動力的體現。自己改自己，可以改，也可以不改，利益的平衡下，會選擇不改革。需要一種制度性的推動力，迫使他們必須完成教育投入任務，必須爭先恐後，不改革、落後，就得被擼烏紗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