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筆者看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基本“回答”了關於改革的諸多追問。報告不僅多處體現出了改革成果和改革意圖,而且還單獨論述了改革的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也就是説,在初步改革基本完成後,深層改革涉及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在報告中看到,這個報告是推進深層改革的有效“助推器”。

　　每年全國“兩會”的最大看點是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下稱“報告”),今年也不例外。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由於國內外形勢異常複雜,經濟矛盾和民生問題比較突出,再加上在“兩會”之前,“改革”一詞成為最滾燙的詞彙,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相比往年,有一定特殊性,關注度更高。

　　顯然,不同人群對報告的關注視角不同,理解也就不同。但“民生”與“改革”這兩個關鍵詞,相信大多數人會有興趣。因為這兩個詞與人人相關,是當下中國最糾結的問題:儘管民生改善取得了成就,但與民意期待還有距離；儘管政治與經濟改革沒有停步,但改革力度、改革效率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有距離。

　　在今年“兩會”之前,多家媒體普遍將鏡頭對準了“改革”。不管這是有意為“兩會”預熱,還是在反映主流民意,都説明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的重點。《人民日報》評論文章就鮮明指出: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當“改革”與“危機”聯絡起來,註定要激發“改革之問”,也期待“改革之答”。

　　關於“改革之問”,最簡單也最直接的追問是“改什麼”、“如何改”、“何時改”?但要回答好這些簡單問題卻不容易,回答讓公眾滿意更不容易。這是因為,改革並不是喊喊口號,而是要有非同尋常的勇氣與既得利益人群博弈甚至割自己“肉”,需要明確的方向,需要合理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更需要有務實的行動力。

　　比如,報告指出今年改革的重點是理順各種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的關係；城市與農村的關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係等。正是由於過去這些關係沒有理順,我們才經常看到“政府手伸得過長”、城市化侵佔農村利益等突出問題。

　　這個報告系統闡述了要改革哪些關係、如何理順這些關係等改革問題。再比如,報告把“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確定為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也是很恰當的,因為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直接關係到公共福利、利益分配、公民權益及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等現實問題。報告不但明確了改革目標,還明確了改革的大致路徑。

　　尤其是,廣受社會詬病的壟斷問題,報告指出,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針對與公眾息息相關的價格問題,報告明確電、水、油、氣等公共品的定價機制要不斷完善和改革；對於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的集體焦慮,報告也指出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顯然,這個改革方案不會再無休止拖下去了。

　　儘管報告明確了“改什麼”,沒有詳細闡述“如何改”,也沒有明確時間表——“何時改”,但“如何改”,即具體的改革方案,政府工作報告是不可能“一網打盡”的,需要相關部門根據審議通過的報告安排儘快拿出方案進行公議。在時間安排上,報告雖然沒有明確,但有的改革已經在進行,有的需要相關部門來明確具體時間。

　　顯而易見,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不可能詳細闡述每項改革命題,如何詳細設計每項改革路徑,既需要“兩會”的代表委員獻計獻策,更需要相關部門明確各自責任。總理在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希望這樣的表態能在各部門各地方各行業真正形成共識,變成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