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合肥17歲少女周岩遭男同學陶汝坤潑灑打火機油並點燃，被嚴重燒傷。由於賠償問題未協商一致，加上該案遲遲未能進入司法程序，無力承擔高昂醫藥費的周家只能讓女兒在家保守治療。據悉，行兇者陶某父母均為合肥市官員。（2月26日 《南方都市報》）

　　看到昔日如花的少女，如今滿面傷痕，讓人感到一種揪心的痛。行兇者的殘忍暴戾令人驚駭。一個17歲的中學生何以恣睢至將打火機油灑向同齡女孩，還在一旁冷血地咆哮著“去死吧”？陶汝坤“官二代”的身份迅速引發了群情憤慨，人們天然地開始將這樣的“罪錯”歸結為“子不教，父之過”。這背後有素日積蓄已久的對“官、權”的忌憚和不滿，又的確是這樣的駭人聽聞之舉已突破了民眾心理承受的底線。

　　一個個“衙內”逞兇鬥狠事件的接連發生，似乎都在説明官員子女的“欠管教”。 李啟銘酒駕撞死女大學生，還以父親李剛仗勢；李雙江之子開著豪車因一點矛盾就對他人揮拳相向……手握權力者的後代總給人缺乏常人所該具有的起碼敬畏的感覺。殷實的家境使他們沒有口腹之憂，可以輕易地享有遠超同齡人的優越、奢華的生活，開著名車挎著名包處處有人“罩”，完全置身絕對的“順境”之下，升學、就業這些困擾常人的憂虞，于他們都顯得無比遙遠。

　　也正因如此，稱心遂意慣了的他們，一旦面對“圈子”以外的人和事，便失去了起碼的理智判斷和應對能力。只能以最原始也是最粗蠻的咆哮、暴力和恐嚇去讓對方屈服，這個時候，他們就像是失去了庇護的小野獸，僅存平日裏所因襲下的“叢林慣性”，慫恿著自幼習染的“天然優越感”，歇斯底裏地揮舞著拳頭。成長環境裏平民意識的匱乏，使得長期浸染其中的“官二代”們，失去了將自己擺正為普通人的重心，只能在權力烘焙出的“不可一世”的幻覺裏放縱自己“我是我怕誰”的畸形處世觀。

　　平心而論，“權二代”並非天生性情刁蠻，本該以身作則的父母疏于管教、放任自流，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少女被燒傷後，陶汝坤父母在微博上實名錶示懺悔歉意，聲明絕不庇護。猶記得“李剛門”曝光後，李剛亦在央視上痛哭流涕的鞠躬自責，誠懇之狀比之陶的雙親有過之而無不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慘劇釀成之後方意識到“管教無方”，是不是太遲了？兩個家庭的孩子都已成了“嬌慣”的犧牲品，為父母者此時才知道痛心追悔，除了給人一種“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投機感，又有何實際意義？

　　子女的教養問題本來見仁見智，不能説官家就更容易出“敗家子”，但在現實語境下，“官家出逆子”確有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徵兆。屢屢曝出的“官二代”犯事，都表現出他們蠻橫無理、囂張跋扈的“形狀”，缺乏起碼的敬畏和寬容，歸根結底就是他們沒有一顆“平民的心”，以為對任何人和事都可以“超公民”自居，稍有不如意，便欲打罵威逼，可謂之無法無天。

　　試想，這種種“天王老子”心態，拜誰所賜？還不是對他們“含在嘴裏怕化了，捧在手裏怕掉了”的“官父母”。一來是溺愛，過於袒護，子女一直在大樹遮蔽下生長，沒有挫折的磨礪，使得從小孩子的心都泡在“小皇帝”式的蜜缸裏，沒有苦難的滋養他們只能與溫厚寬仁隔膜深深；二則是本身不能做到謙卑自抑，耽于前呼後擁的“官本位”習氣，權力由公器變為壓人和利益交換的籌碼。作為子女人生的第一個老師，這種缺乏制度規約的官父母“超公民”生活狀態，潛移默化地刻在了他們的腦海裏，習得性地將之繼承為自己的“為人處世”之道豈不是順理成章麼？

　　花季少女周岩被一個“官二代”殘忍地用帶火機點燃，年輕的生命將不得不與終生的殘疾相伴，如此陰暗悲愴的結局，竟是因“求愛不成”這一荒誕理由。世上的悲哀深了，一個花季女孩用血淚的事實再一次向世人控訴了“權力不受管教”的罪惡。在官父母皆能“縱權溺子”的無奈現實下，其實，包括其後代在內的所有人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