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Makiyo日籍友人毆傷出租車司機一案，引發各界批評。台灣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吳景欽今日在台灣《旺報》刊文分析，最能描述整起過程的被害人，卻在警方偵訊的第一時間，因深受重傷而躺于醫院裏，且在法律並未承認被害人的辯護權下，則不管是面對警方的偵訊，或是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聲押或交保的審查時，皆只能從有律師協助的被告一方取得信息，不僅難實時掌握全貌，更凸顯出不對等來。

　　全文摘編如下：　

　　藝人Makiyo日籍友人毆傷出租車司機一案，相關人等於事後，先強硬、後軟化的矛盾説法，引發各界批評，亟待北檢介入偵查，以為真相厘清。而從案發後，犯嫌者能立即委請律師為辯護，並開記者會為聲明，被害人卻因受重傷于醫院急救，致無法為相對應的反駁下，正凸顯現行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尤其是偵查階段，顯然有待加強。　

　　向來于刑事訴程序所強調的辯護權保障乃以被告為核心，目的在防止檢警機關以不正手段來取得被告的自白。依據“刑事訴訟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只要受警察調查這個時點開始，即可選任律師為其辯護。且根據同法，只要被告選任辯護人，則在律師未到場前，偵查機關是不得為詢問或訊問的，若違反此規定，因此所取得的自白也須被排除。　

　　雖然有所謂偵查不公開的規定，但這是針對一般人，對當事人，即被告而言，基於程序保障，自無不公開之理，所以在“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二項”，當檢警機關在訊問或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律師不僅有權在場並得陳述意見。若再加以這幾年，為了實時保障被告免受不當偵訊，法律扶助基金會與各律師公會，也已有“第一次陪同偵訊”與“輪值律師”制度的實施。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台灣刑事訴訟條例中，關於被告辯護權的落實，雖不能説是完美，卻已達國際人權保障的標準。　

　　相對於被告的辯護權保障，關於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卻顯得相當薄弱。台灣現行法規中，對於辯護權的保障僅限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此，在面對檢警機關偵訊時，被害人並無請律師到場為協助之權利，頂多依據“刑事訴訟法”，委請代理人提出告訴，而借由此規定來委任律師到場。惟由於被害人是最直接的目擊者，仍賦予檢警機關於必要時，命其到場的權力。所以被害人接受偵訊時，僅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由家屬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但此種協助，於心理的安撫遠大於法律專業諮詢。且根據同法，其在受訊問時，被告不僅可以在場，甚而可對其詰問，相對而言，被害人卻無在被告受訊問，或者于審查羈押時的在場權，而使得這種落差更為加大。　

　　所以就現行法規而言，法條雖無禁止被害人委任律師之權，卻因“刑事訴訟法”中並未承認此種辯護權，再加以現行法律扶助制度乃以被告為中心，則就無資力或弱勢的被害人而言，此種委任權限幫助也有限。　

　　被告與被害人間權利保障的差距，就活生生的反映在Makiyo事件裏，因最能描述整起過程的被害人，卻在警方偵訊的第一時間，因深受重傷而躺于醫院裏，且在法律並未承認被害人的辯護權下，則不管是面對警方的偵訊，或是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聲押或交保的審查時，皆只能從有律師協助的被告一方取得信息，不僅難實時掌握全貌，更凸顯出不對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