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中林

       《京華時報》2月5日報道,瀋陽市雨田中學4000余名學生，攜帶被褥行李，與學校教工一起分乘10輛大巴，趕赴100公里外的鞍山市湯崗子鎮一處建築內補課。此事曝光後，遼寧省教育廳要求徹查。

       為了躲避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監管，易地補課由來已久。去年就曾爆出山東省武城縣二中被校方組織到河北一所學校進行補課的事件，當時就被媒體説成是極端事件，可是今天這樣的事情依然明目張膽地出現。為什麼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而沒有得到遏制呢？

       第一，是由於應試教育的現實造成的。雖然我們都知道補課增加學生的身心負擔，阻礙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但是現在的高考制度依然是以分數論英雄，如果有一個學生補課的話，勢必會傳染歌其他的家長和學生——畢竟誰也不遠落後啊。家長需要孩子有一個優秀的成績，老師希望利用手裏資源尋找權力尋租，於是補課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儘管有家長是被自願，但是很多的家長都是抱著“補總比不補好”的態度而去的。因為如果學校不補，作為家長要支付給課外輔導班的費用將是學校的幾倍甚至是十幾倍，而且效果還不一定能得到保證。於是，“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紮實實”，學校以升學壓力為幌子，就在這樣的半推半就中完成了自己的斂財計劃。

       第二，是由於頂風違紀的監督處罰乏力造成的。近年來，各級教育主管部門三令五申，不得利用假期組織學生補課，更不準教師在校外辦輔導班，如被查處，當年的師德就定為不合格，甚至取消晉級資格。這只是對於教師個人，而對於學校是沒有多少執行的力度的。以雨田中學為例，包括這次應該是第四次被媒體曝光，會有怎樣的效果呢？前三次可都是不了了之，並沒有什麼人為此承擔什麼責任，我們還能期望這次有怎樣的結果。

       第三，是教育主管部門的縱容造成的。以去年曝光的山東省武城縣二中的情況為例，問題出來了，教育局就以“個人行為”來搪塞質疑和舉報；而結果也只是其中的幾個教師成了替罪羊。倘若條件合適，或許還可能是臨時工所為。其實質顯而易見：不是行政不作為，而是在推諉中透露出縱容。這樣不正常的處理，恐怕不只是高考制度造成的，而是背後的利益糾葛：以升學率為評價機制的政績，以補課為招牌的現實利益。這些才是造成對於補課不能認真處理的根本原因。試想，設若教育行政部門對於“辦班”、“補課”之類的現象能夠堅持做到徹查一批、關閉一批、處分一批、開除一批的話，還會有這種鬧劇和醜聞上演嗎？

       面對跨市補課，教育部門應該反思：以分數、以名次為主的評價機制是否應該打破，是否應該讓教師樹立正確的育人觀，是否應該徹底打破那利益糾結的鏈條，對於違規補課是否應該嚴處重罰。如果還是這樣不顧實際，不改革教育制度，而一味推行禁補令，這樣的禁補，只能使學生的負擔越減越重，離教育目標也會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