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個事關國家大政方針的會議——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落下帷幕，包括匯率機制改革等在內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也箭在弦上。

　　對外金融資産規模急劇擴大的今天，如何讓金融在中國走向經濟強國的進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何讓龐大的金融資産真正發揮促進實體經濟作用，是擺在決策者面前最重要的戰略性命題。

　　近期，人民幣匯率“暴漲暴跌”出現了罕見的異動，這讓我們重新審視人民幣國際化之路。其實，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價格問題，而在於定價權和主導權問題。短暫的匯率波動不應當成為延緩人民幣國際化的藉口，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不可輕易中斷。

　　中國當下的人民幣國際化，本就是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背景下開始實施的。現在，人民幣的彈性空間被打開了，中國可以利用當前外匯市場供求趨於平衡的機會，增強人民幣彈性化，確立一套明確的、貫徹人民幣匯改目標的人民幣匯率浮動規則，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保衛人民幣貨幣主權是中國必須堅持的大方向。

　　兩年多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推廣，到2011年底累計已超過2萬億元，其中約90%集中于進口業務領域。貿易結算的單向性反映出人民幣在此功能領域的缺位，和“中國製造”國際定價權的缺失。

　　貿易結算形成的人民幣大量堆積在香港，香港官方稱2011年底很可能超過1萬億元。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中心並未名至實歸，無法容納井噴的人民幣投資需求。如果無法形成海外自循環的市場機制，人民幣就談不上國際化。香港更主要的工作還在於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創新功能，發展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以及讓人民幣通過資本輸出走向世界，逐步形成並壯大離岸人民幣自循環市場。

　　在“中國製造”造成貿易順差長期持續的背景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應該限制人民幣回流，還應該加大人民幣資本輸出。這也是避免人民幣匯率震蕩的必然選擇，有利於化解當下升值壓力和長期貶值趨勢的矛盾。

　　外儲是中國巨大的國民財富。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達到3.1975萬億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近三成。但與日本等國不同，我們是典型的“官方儲備國”，外匯儲備大部分由央行持有。由此導致的集中風險比較大：所産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模流入，這反過來會加大沖銷壓力，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挑戰。

　　因此，對中國而言，如何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藏匯於民”意義重大。在對外匯儲備結構考察中需要關注四大關係，即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美元儲備與非美貨幣儲備的比例；流動性高的資産與收益率高的資産的比例；放在美國銀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國家銀行的儲備資産的比例。這四大比例關係可以概括為：安全性、真實性、流動性、盈利性四原則。

　　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儲備的重點放在民間，首先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儲備水平和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定價權越來越不依靠政府，只有民間儲備大於官方外匯儲備時，這個國家真正富強了，當企業和老百姓敢於持有外匯資産才説明他對本國貨幣更有信心，這個國家的匯率才是真實的。當前，中國需要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的全面改革，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促進儲備結構的調整，真正由“藏匯于國”轉向“藏匯於民”。

　　對外金融領域還有一項改革就是變“債權投資”為“股權投資”。我國對外金融資産已經高達46152億美元。然而從收益率結構上看，中國對外負債的回報率，要遠低於對外資産的收益率。

　　未來，如何管理好規模龐大的對外金融資産是國家必須重新審視的。大規模投資于發達國家國債的儲備資産流向需要有根本性改變，要將債權轉換為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經濟體的股權投資和權益投資，真正把外儲資産用於中國實體經濟在海外的拓展，通過多元化的資産配置提高儲備資産二次創造財富的能力，真正讓其發揮全球化資源配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