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伊始，IMF調低了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為8.2%。各級領導人在新春賀詞中大多都説到，今年的經濟發展形勢處於“複雜”的情況之中。

　　這種複雜性首先來自國際經濟環境。

　　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的外向度越來越大，我國2011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達4.7萬億美元，居世界前列，外貿依存度高達49%。由此，我國經濟發展，外需的作用甚大。如今，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鄧小平語），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2007年10月開始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是起因，以後病染全世界，中國也不能倖免。當我們以4萬億元投資拉動內需，有效率地走出危機影響過程中，給世界各國也帶來發展的不少機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1年出現的美債、歐債危機，又一次影響中國，我們記得，去年8月初，標普下調美國的信用級別，我國股市立馬就跳水下跌，股民損失慘重，至今還被熊市困擾。目前國際經濟發展乏力，影響中國經濟拉動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外需的增強，近幾月，反映訂單好壞的我國的PMI指數又跌進50，處於“不景氣”區域。我們的戰略安排，轉向啟動內需的發展道路，但外需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動的主要動力之一，保外需是我們的重要戰略。而外需的變量掌握在洋人手中，這個變量顯然處於“複雜”情況中。

　　所謂複雜性，當然主要還是國內發展的情況：

　　一是發展階段出現變化。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回落，僅僅是在宏觀經濟緊縮背景下的一個週期性的回落嗎？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二戰以後這些高增長的國家的歷史經驗，發現二戰以後進入國際化進程的國家裏分為兩類，一類是失敗者，佔多數，即進入人均GDP4000-6000美元之後，速度就下來並上不去了。少數幾個國家、地區比較成功，主要是日本、韓國、德國和我國的台灣。德國轉型發生在60年代，日本的轉變發生在70年代初期，韓國的轉變發生在90年代的中後期。中國去年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也進入了這樣轉變的階段。

　　2011年以來，有兩個情況特別需要引起關注。一個情況，投資拉動開始減緩。基礎設施投資在總投資中間的比重持續下降。基礎設施2009年達到投資的30%以上，到2011年降到約21%。房地産整體下降，如果沒有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佔房産投資的五分之一），增長速度更會有較大下降。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産投資增長速度下來了，製造業的政府投資速度也會下來，因為三者之間相互依賴。整個投資回落的態勢已經相當的明顯了，已經低於最近五年來投資增長的平均趨勢。第二個情況，東南沿海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增長速度，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上海投資出現了負增長，這種情況在過去是沒有過的，而這幾個省市佔到全國GDP的50%以上，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地區，中國經濟要回落它們會先回落。

　　二是內需調控有難度。內需，廣義考察之，有消費和投資。兩者，相比之下，投資容易調控。2008年國家啟動4萬億的宏觀政策，主要是拉動投資，這是政府可以作為的“看得見的手”，其中也有啟動消費的政策，比如農民的消費，也得政府給資金補貼，優惠出售家用電器和小排量汽車。其他消費行為就難以以簡單的號召來“調控”了，因為市場經濟情況下，還是“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的。

　　具體考察，1998年最終消費率佔GDP的比重為59.6%，而2010年最終消費率佔GDP比重為48.6%，可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下降。這種狀況表明，居民消費份額持續下降，意味著經濟增長與改善民生沒有同步，人民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實惠。

　　消費不足有這樣幾個原因：

　　1、居民收入水平增長較慢，嚴重制約消費能力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速一直慢于GDP的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9-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3%和7.3%，二者增速相差2.6個百分點。

　　2、社會保障能力的低下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與否直接關係著居民對未來風險的預期，進而影響居民的當前消費，影響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效果。而儲蓄率往往是最能反映居民對這種未來預期的函數。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表明，自1990開始我國的儲蓄率就已經接近40%，高出世界儲蓄率約l8個百分點。從2002年開始，我國儲蓄額佔GDP的比重有明顯的上升，2008年一度達到51.3%的高點。由於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不充分，城鄉居民消費時存有“後顧之憂”，這是導致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根本原因。特別是在農村，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日益弱化，新的養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在應對疾病風險時保障能力有限，另外，義務教育之後的高等教育也都對家庭支出提出很大挑戰，使得一般收入家庭的居民對未來缺乏樂觀預期。因此，降低當前消費、增加儲蓄成為絕大部分城鄉居民應對不確定風險的主要方式。

　　3、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和中等收入人群比例過低約束消費能力提高。社會財富一定的情況下，由於財富分配的結構不同也會對消費需求産生不同的影響，因為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顯然低於低收入者。而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的“二八效應”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錢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無論是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的城鎮內部，還是在人均純收入較低的農村內部，都存在著顯著的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以來，我國基尼系數開始越過0.4的國際警戒線，最近幾年隨著通貨膨脹和房價的連續攀升，更加劇了貧富差距程度，使得基尼系數連續幾年上升。另外，中國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過低，而中等收入人群往往是一個社會需求的穩定力量和經濟增長的動力。

　　三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制約，妨礙了我國經濟能量的進一步釋放。抑制中小企業發展，既影響範圍更廣領域、更涉及民生需求的投資，又影響中低層收入人群消費能力的提高。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進步，私人投資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貢獻不斷加大，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國家産業政策造成的國有壟斷，阻礙了私人資本在很多領域的進入，由於對私有産權的保護力度不夠、政策支持落實不夠，使得私人投資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投資意願和後勁不足。國內金融政策也更多支持以交通、基礎設施、重化工等為主，對中小企業投資支持不足。在我國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就業和收入的增長都與這些中小企業息息相關，因此，中小企業發展能力受到制約，也就必然影響這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的提高和需求的擴大。

　　四是通脹壓力仍不能低估。去年我國的居民消費指數為5.4%。據經濟學的口徑，通脹在3-5%，就成為是“溫和通脹階段”，超過5%即“明顯通脹”，我國的通脹壓力不能低估。如今通脹有一個特點，即成本推動型和“輸入型”的通脹。所謂成本推動型的通脹，相對於需求拉動型的通脹，是不一樣的。需求拉動型的通脹，政府可能把貨幣發的多了，貨幣政策調整一下就會産生不一樣的效果。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有時候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太明顯，有時候會大打折扣。成本上升有幾類情況，比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了，這沒有辦法控制，由於我們的進口量（石油、鐵礦石等）比較大（都各佔我國需求量的50%左右），形成輸入型通脹，我們必須承受（“輸入型”通脹還包括海外熱錢的大量輸入等）。再一類就是勞動力成本在上升，服務價格在上升。如這幾年保姆價格上升很快，“月嫂”等高級保姆都上萬了，一般的保姆也兩三千。但幹的活是不是質量提高了？也許不如以前了，這就是供求關係決定的。農産品價格也在上升，農産品價格最近一段時間又開始漸漸回升了，所以通脹的壓力不能夠忽視。勞動力價格、農産品價格、服務價格，總體上是上升趨勢，很難把它壓下來。還有一些價格，比如説一些基礎性産品價格。因為一些基礎産品的價格是壟斷的，價格人為地被抬高了。如果壟斷性行業不改革，這個價格仍然是高價。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成本推動型通脹階段，這個時期還不會太短。

　　我們已經滿懷信心地邁入龍年。中國的崛起，讓世界感受著“龍在呼吸”。我們信奉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的囑託，當然，這個發展，是科學發展。這就是堅持以人為本為核心，從人民的需要出發，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下定決心，不動搖。然而要發展，就有困難，我們要清醒估量種種困難，形成應對之策，要學唐僧與三徒弟取經的精神，不屈不饒，破一片片荊棘，鬥一個個妖魔，闖一道道難關，達到勝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