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跟同學聊天，同學跟我講了一個故事：同學的表哥就讀于一所名牌醫科大學。畢業後，自然而然地進入了當地最好的醫院。青年才氣，當然心懷熱血，準備一展抱負。可是，不諳社會關係的他，接二連三地推翻了主任醫師的治療結果。院裏的領導們當然看不下去了，多次找這個“多事”的年輕人談話，可是均未見效。無奈，院裏只好以處分為籌碼，試圖改變青年人張狂的行為。青年人憤激之下，毅然辭職。具有戲劇性的是，就在其辭職後不久，美國一所醫院，可能是因為青年人醫學方面的才能，欣然接納了這位落寞的青年。　　

       聽完這個故事，感慨萬千。近年來，大批的青年人才開始離開土生土長的大陸，踏上了異國的求學工作之路。我們當然有理由站在道德的立場大發議論，指責這些青年人如何如何“不愛國”，如何如何“崇洋媚外”，可是，我們是否拍過胸口問問自己：我們為這些青年人提供過什麼？我們是否珍惜過這些特立獨行的人才？在中國，不管你多麼有才，多麼有能力，似乎作用並不大；“為人處世”之道庶幾才是活得滋潤的不二法門——要想在一個單位中安然度日抑或享受被提拔的待遇，你首先要學的是圓滑的處世之道和厚黑學問。除此之外，你還必須整天面對一些毫無意義的量化考核，在由表格、數據、命令構造起來的冰冷的圍城中不爽地度日。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這是杜甫寫的一首《不見》，表達早年的他與李白心心相惜的感覺。如今重讀，仍然有一種別樣的感受。惜夫斯人已逝，今有此情懷者，幾人耳？　　

       這或許只是皮毛。如果我們細細考察，不難發現“幸福感”的缺失，才是問題之根本。當一個社會給這些精英提供的只是令人腹誹的“食品安全”或是不敢讓人恭維的“生態質量”和“教育環境”，那麼所謂“幸福感”又如何油然而生？禽鳥尚能擇良木而棲，而況人乎？中國人向來偏愛沾上“成績”的宏大名目，對諸如“幸福”之類的涉及個體情感狀態的東西卻置若罔聞。殊不知，“幸福感”不是由權力僵硬的面孔來闡釋，亦不是靠“GDP”的總量第幾第幾來説明；而是相反，它應該由每一個個體來感受、判斷、定義。只可惜，那些坐在辦公室裏喝下午茶的官老爺是不會明白的，他們依然堅持著他們的“選擇性無知”。　　

       有一個好友曾經跟我戲稱，如果將來陞官發財了，第一件事就是舉家移民美國。我問他原因，友人答道：你先去看看《冷山》和《英國病人》，然而再看看《金陵十三釵》或《集結號》，你就明白了。旁邊有人插嘴道：你這是“民族虛無主義”！我與友人對視一笑，慚愧萬分，心中卻暗暗佩服這位舉著“民族”大旗的同學——畢竟，用政治術語來説，他這是“絕對的政治正確”。　　

       讓我們來看看一些數據吧——　　

       一份資料顯示：“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2年底，中國已有超過58萬人出國留學（不包括公私出國經商和旅遊的中國人），其中公派留學生為6萬多人，目前共有15萬多人回國工作（其中公派生為5萬多人），另外16萬多人畢業後在國外就業，約27萬人正在海外就讀。那麼，就這個數字來説，我國留學人員流失比例達到了近50%。”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　　

       每一次華人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我們總是會這樣説：這是西方的“圈套”，他們全賴優秀的儀器；諾貝爾，中國人是不屑的。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讓我感到滑稽之餘，也徒增了幾份無奈——當一個社會的民眾漸漸習慣了對“知識”、“智慧”的漠視，而想當然地將“國家”、“民族”等宏大命題強加於自己理性的判斷時，其內在的精神世界該是如何的空洞與貧瘠。是時候了，在這個國家面對另類的人才時，理應表現出其包容的情懷，而不是令人心寒的怨懟之色。　　

       有關“人才流失”現狀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如今筆者重談此話題，大抵會被許多人譏笑為“老生常談”，這是我所能料想到的。然而，在一個常識的尊嚴愈來愈慘澹的時代，重提“常識”，或許並不是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