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110宣傳日”當天,各地媒體關注的主題似乎相當統一:無效報警太多,110負擔過重。在昆明,過半無效;在深圳,六成無效;在武漢,這個數字高達70%。不堪重負的武漢警方甚至表示,除“急、難、險、重”警情外,對可通過正常渠道解決的個人問題,110將不再“有求必應”。

　　“有困難找警察”沒錯,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大量無效報警中,“送早飯”、“忘帶鑰匙”、“修熱水器”等訴求造成了110線路緊張,浪費了有限的公共資源。不過細細思之,在“大政府”包攬一切的思路下,110作為難得的、公開有效解決問題的渠道,被如此依賴也在情理之中。據報載,110接警服務台接到的諮詢、求助類電話,遠遠多過警情電話,這種情況至少説明兩個問題,一是公眾可選擇的求助渠道有限,二是不少人對政府“家長式”的依賴已成心理定勢。

　　按常理推測,眾多無效電話中會有“不靠譜”、“無聊”甚至“惡意”的電話,但肯定也有相當一部分亟待解決的社會矛盾,只不過是在110的職責範圍之外，諸如家庭矛盾、鄰里爭端、社區問題、生活求助。其實,這些問題可以由專門的政府部門承擔,辦法是提供專門的求助渠道。只不過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些渠道也難保不成為第二個110。更合理的方法應該是,適度倚重社會組織,由專業的社工應答協調,將擁堵在110線路中的眾多矛盾拆解開,分發給更接“地氣”的各類社會組織消化掉。

　　我們不是沒有專業的群眾社團,婦聯、殘聯、學聯、青聯、工會都是,只不過數量有限、針對性不強。完全依賴以上團體解決問題,明顯不易操作。所以,在缺少接“地氣”的社會組織和群眾團體的情況下,政府無法合理讓渡權力、分配責任,只能咬牙負重。武漢警方的聲明其實非常有情可原,由於在職責能力之外,不能解決問題,只好取消問題。

　　110承諾“有求必應”、公眾産生政府依賴,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個問題有相當的普遍性,並不僅是110的尷尬,也不是110重申工作範圍、呼籲公眾善待警務資源能完全解決的。我們期待110能在和公眾的更多溝通中達成默契,更呼喚能夠解決類似問題的制度框架儘快出現。（劉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