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消除漢語危機是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日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3.6%受訪者認為國人漢語應用水平下降，69.1%的人希望推廣傳統文化和經典文學，50.6%的人認為要讓漢語水平成為人才招聘的參考依據。這一調查從某種意義上説明，漢語危機的説法並非危言聳聽。

　　從歷史上看，世界五大文明發源中的其他四種文字，埃及聖書、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瑪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後退出社會舞臺而進入歷史博物館，儘管梵文今天仍被學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漢字這樣在當代社會中被廣泛運用。

　　所謂“漢字文化圈”，即以漢字為中心進行文化交流的話語體系，並在廣泛的文化傳播中影響他國。可以説，從中國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東南亞諸國，用文字聯結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雖然多數國家後來又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著漢字的影響和痕跡存在。

　　而如今，“漢字文化圈”正在被“美國文化圈”所取代。在國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語的重要性被空前誇大，加之輿論的渲染傳播和留學熱的持續升溫，使得英語成為中國當代教育中的高桿，左右著知識界和教育界的視線，大學四年將近有三分之一時間花費在英語的應試學習上。而碩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本專業學習的時間。

　　這種“英語壓倒漢語”的狀況仍在被人炒作固化，一大批術有專精的優秀人才被英語考試的門檻堵在門外。正如有人所説：“英語已然成為第一階級語言，漢語似乎已淪落為第二階級語言了。學前班學英語、升學考英語，求職、考研、評職稱要英語，公交車服務員講英語，一些名牌大學倡導中文課上用英語，當公務員入門時要考，企業招聘要考，評定工程師、政工師、高工等各類專業技術職稱還得考英語”。可以説，中國的多種晉級考試中，都將英語而不是漢語的語言水平作為篩選的重要尺度來衡量人才，英文考試似乎成為當代中國考場中的“新八股”，擔當著“新科舉”的重任。

　　我不反對學英語，多學一門語言對進入世界確實非常重要，但這裡有個母語和外語的學習尺度問題。對英語的過分強調，其實表達的是一種對母語的不自信，對專業素質的考試性歧視，同時還表現出當下教育制度的嚴重西化。説到底，英語至多能作為一國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標準，母語和專業才是真正第一位的。

　　漢語危機不僅僅體現在高教制度層面，還體現在日常生活層面：電腦時代提筆忘字，漢字書寫能力下降；網絡和微博語言的隨意性和個體性使得漢語出現不規範化和粗鄙化現象；而且由於文言文在公共空間被邊緣化，傳統文化傳承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很多學生行文邏輯性差，錯別字多，語句不通順，寫通知寫請假條都不知如何下手，更別提寫毛筆字和欣賞書法了。

　　全盤西化的呼聲在20世紀曾不斷高漲。錢玄同曾宣佈:“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筆畫是治標的辦法……治本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他因而主張“廢記載孔門學説及道教妖言之漢文”。陳獨秀也説：“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魯迅認為，“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結論似乎是漢字已經過時，必須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到了20世紀80年代，仍然有人因漢字難以輸入電腦而判定漢字與電子信息時代無緣。孰料在王選教授發明漢字電腦化以後，事實恰與此論相反。

　　漢語思想是漢語精華的體現，也是中華文化的集中展現。漢語思想是用母語思考祖國的現實與未來。可喜的是，西方近年來出現了持續不斷的“漢語熱”，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生在選擇外語專業方向時，相當多的學生選擇了漢語。而中國各大學的對外漢語中心外國留學生也人滿為患，蔚為壯觀。

　　在我看來，漢語危機本質上是西方文化霸權導致的東方文化危機，漢語危機的消除，是東方文化振興的前提，更是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只有重建“漢字文化圈”，才能使國人對漢語有文化自覺和漢語自信，才能使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態平等對話之途。 （王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