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舉行的上海市第十三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市長韓正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我們要常懷敬畏之心，敬畏法律、敬畏組織、敬畏人民、敬畏輿論。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東方早報》1月12日）

　　官員該不該有所敬畏，似乎已有了共識，至於該敬畏什麼，不同的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表述。韓正市長表達了對“法律、組織、人民、輿論”的四種敬畏；2010年2月10日的《大公報》説官員應敬畏“法律、民意、責任”；2010年5月6日人民網的文章説官員應對“人民群眾、手中權力、規章制度、個人良知”充滿敬畏；2011年11月3日《廣西日報》的文章説，應“敬畏法紀，做到令行禁止；敬畏群眾，增強公僕意識；敬畏制度，自覺循規蹈矩；敬畏責任，堅持執政為民；敬畏良知，防止逆情悖理”……無論如何，不是敬畏什麼鬼神和“風水”，更不能無所敬畏。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官有所畏，業有所成。在社會主義中國，無論畏懼的內容具體怎麼表述，目的都只有一個，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才能讓官員真正充滿敬畏，而不至於落入“出口好表態、大話好救急”的尷尬。孔子在解讀《易經》“震”卦時説：“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古今中外的實踐和經驗表明，制度才是最根本的東西，違規成本是“恐懼”的直接來源，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維護制度權威性和維持官員“恐懼”感的最好措施。讓我國官員充滿敬畏，戒慎驚懼之心，修身立德，嚴以律己，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也必須依靠制度。

　　具體來説，需要規範行為方面的制度，如《公務員行為準則》、《道德準則》等；需要官員教育學習方面的制度，既要有外在的硬性學習和考試，也要有出於自覺的自學，避免“無知者無畏”；需要明確的責任制度和嚴厲的處罰制度，讓官員對行為後果有明確的預期；需要有嚴格的執行制度，發生一起處罰一起，讓官員“望而生畏”；需要有立體的監督制度，內部監督、外部監督，同級相互監督、下級監督、上級監督，同行監督、群眾監督、媒體監督，讓監督無處不在，從而使得官員不敢違規，違規之後不敢不嚴肅處理。

　　“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中國的少數官員之所以沒有敬畏，或者敬畏錯誤，問題就出在制度方面。一方面，制度缺失，“無法可依”、“無據可罰”常常被作為藉口；後臺牢靠，官官相衛，信奉“靈活變通，有問題能擺平”，以拖、遮來規避處罰或減輕處罰；缺乏鮮活的教育案例，畏懼的整體文化氛圍沒有形成，使得官員抱有僥倖心理。另一方面，由於諸多本該透明的官員信息不透明，信息的不對等讓人民群眾和大眾傳媒無從監督，缺乏強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使得官員缺少畏懼。

　　鄧小平同志曾強調，“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在社會行為方面，政府扮演著相關制度制定者、執行者和維護者的角色，官員則具體承載了這種要求。官員的一言一行，具有社會示範作用。要將官員的畏懼落到實處，非制度不可，而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的全過程，官員將畏懼落到實處，是一個基礎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