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舸

       近日，有關專家透露，國家文物局、陜西省文物局、乾陵博物館等部門再次研究是否大規模考古勘探乾陵的文物遺跡。乾陵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兩位皇帝—— 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陵，也是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文物儲藏最豐富、而且沒有被盜的帝王陵墓（濟南日報1月12日報道）。

       圍繞武則天墓的爭議，表面看起來是“挖”與“不挖”的觀點對立，實際上牽涉到更深層次的命題——問問究竟是用來挖的還是保護的。可能各相關部門以及力主“挖”武則天墓的專家會説，這並非商業性質的挖寶，或者非法盜墓，而是大規模考古勘探，是對歷史文化的探究及保護。可是，文化保護有多元化的路徑，挖掘條件不成熟深藏于地下，等待未來可適合之際是一種，勘探後將文物用於研究，或者陳列于展覽館供民眾參觀也是一種，值得深思的就是，為什麼後一種看似正常的方式會遭到許多非議之聲。

       這不能怪民眾神經敏感脆弱，而要歸咎於此前曝光的一系列故宮事件。無論是被工作人員不經意打碎的文物，還是有關故宮將部分文物當做員工福利發放的傳聞，都證明了以故宮為標誌的現今文物保護管理體系存在諸多漏洞，尤其是長期以來相對封閉的日常運作模式，使得民眾對文物保護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由此造成的心理隔膜，使得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造成樹欲靜而風不止，都會讓某些可能本屬於正常管理的現象在民間口徑下變成醜聞。

       尤其令人遺憾的事，在上述事件發生後，故宮所採取的危機公關手段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造成更大的危機擴散。所謂的處理個別責任人、嚴正辟謠等手段，都讓民眾感覺故宮存在治標不治本、尤其是可能偏袒內部人的主管故意，並進一步懷疑被揭開蓋子後的問題應當不知這麼多，從而將已經暴露的個別概率推論為普遍問題。

       其實我們想一想，這套陳舊落伍的危機公關模式在其他公共領域何嘗沒有。某些公共管理者總是習慣於“捂”問題的敷衍了事，結果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惡性後果。而即使如此，公共管理者依舊高估自身的事實掩蓋能力而低估公眾辨別是非的智商，最終讓就事論事的解決程序喪失基本效能，民眾産生了懷疑一切的極度不信任感。

       而近年來某些地方為了所謂開發利用而過度開發文化資源，上演出類似爭搶“西門慶故鄉、N個劉備家鄉”之類的鬧劇，更加劇了民眾對於地方文化保護的反向心理，“被文化”的權力惡搞讓文化保護工作的神聖蕩然無存，民眾也越來越學著用嘲弄的眼光來審視一切。

       文化保護體系的不公開透明、監守自盜醜聞的時有披露、地方文化保護商業化帶來的一地雞毛，最終公共管理者將為這不可估量的損失付出沉重代價，在武則天墓的爭議中再一次顯現——公眾懷疑武則天墓勘探行為是打著保護旗號下的部門謀利，是地方所謂“文物搭臺、經濟唱戲”的又一場政績秀，擔憂文物即使被成功勘探出來，則會在博物館淪為灰塵滿面的破舊，甚至折現為商品價值流入某些人的腰包……

       武則天墓的文化保護不能靠“挖”，有關部門必須直面並解決公眾疑慮，將文化保護體系的改革誠意及細化舉措充分展現出來，才能真正獲得民意信任，相信包括武則天墓勘探在內是為了保護文化而不是利用文化，相關爭議才會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