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即將過去，有人覺得波瀾壯闊有人覺得波瀾不驚。放諸歷史大視野中，這一年或許確實只是一個大時代中的普通一年。但在這一年我們收穫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溫州動車“723”追尾事故後的新聞發佈會上，當時的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用職業的微笑和手勢拼出了一句事後被評為“2011十大語錄第一條”的話：“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很快，王勇平被解除了發言人職務。不過，年終回望的時候我覺得完全可以説，2011年，王勇平以犧牲自己的代價向整個中國社會發出了提醒：現在，“信不信”的問題，已經以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對王勇平當天的表現，我不願意用太多的形容詞去批評。因為那種情勢下，任何一個舌燦蓮花者都未必能比王勇平表現得更好，哪怕是後來用6000多字去批評王勇平的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因為王勇平的角色承受的是兩種話語體系的斷裂。

　　我們來剖析一下這句話。這一句話的主幹是“你信不信？我信”，但話的關鍵卻在當“枝葉”用的兩個修飾詞：“至於”和“反正”。“至於”的意思是，“你”信不信，無關緊要。“反正”的意思是，“我”説了，你就得信。

　　“你”是誰？“我”又是誰？答案很淺顯，意義很深刻。

　　(二)從説教時代到説服時代

　　2011年的新聞事件依然形色多彩，不過剝去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表象，其實看到的是同一個問號：公眾信，還是不信？

　　一個農民，8個月偷逃了360多萬的過路費，你信不信？郭美美的愛馬仕是乾爹送的，你信不信？我國的宏觀稅負是遠低於世界水平，你信不信？“中華脊梁獎”你信不信？日本大地震後的“謠鹽”，你信不信？……

　　甚至在一些不那麼有宏大意義的領域，也存在這樣的信不信：你信不信防輻射服沒有用？你信不信千滾水不能喝？你信不信米飯被罵能變黑變臭？……

　　這些事件旁邊，其實總有一個人或一群人，通常還是掌握著一定權力和話語權的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大聲喊“我反正信了”。換到以前，大家或許也就跟著信了。但現在不一樣了，因為“説教時代”已經過去，“説服時代”已經到來。

　　(三)不信的後果

　　“信不信”並非是2011年才出現的問題。跨越2007和2008年的周老虎事件，已經考驗過社會的信任維度。拼出來的虎照旁邊，陜西省林業廳的官員們齊聲大呼的，其實也就是這句“我反正信了”。如果説在2008年，我們還可以因周老虎的最終破産而歡呼“質疑精神推動公民社會”的話，3年過去，累積下來的“信不信”效應和對“我反正信了”的調侃，已經顯示出了阻力效應。

　　其實，2011年中國的成績一如既往地精彩：全球經濟這邊鬧金融風波，那邊出債務危機，而中國卻正式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增幅近20%，人均GDP達4400美元，進入“中等”門檻。天宮和神八完美對接，北斗上天，形象片登陸紐約。

　　但是因為“不信”太多，公眾對這些劃時代的進步似乎缺乏以往的熱情。因為“不信”，紅會百年的聲譽幾乎毀於一旦，慈善事業遭受重大打擊；因為“不信”，本該為中國經濟助推的高鐵不得不降速；因為“不信”，跌倒在地上的老人屢屢沒有人敢扶。就連A股的“十年不漲”，也能看到“不信”的影子。

　　因為“不信”，輿論和社會資源大量浪費在了爭吵和互相指責中。另一個惡果是，因為對“反正信了”的反感，有人對一些漏洞百齣的謠言，也以“我反正信了”的遊戲心態去接受，去傳播，把整個世界更加攪得真假莫辨。

　　揹黑鍋的不止是一個被斷章取義的北大校長，受害的也不止是一個因不相信醫生診斷而幾乎斷送性命的“八毛門”患兒，“反正信了”的語境，最大的傷害是動搖了社會進步的根基——真相和共識。

　　(四)誰的錯

　　不管王勇平是否願意，在那場發佈會上，他實際扮演的還是説教時代的“發言人”。我相信王勇平其實是試圖以更為“親民”的話語來回答記者的，但是因為他傳遞的本質還是説教的信息，於是他自以為的幽默成了笑柄，他想説服記者的努力成為了“雷言”。

　　説教時代是不需要共識的。因為那種共識本身只是説教的産物之一而缺乏可信度。而説服時代則不一樣，無論辯論雙方的觀點多麼迥異，交鋒多麼火星四濺，要讓交流成為有意義的辯論而不是無意義的互噴，雙方必須有共識，否則就是雞同鴨講，“信不信”永遠沒有答案。雞同鴨講的後果，就是讓整個中國失去前進合力，成為一團散沙，這個時候就不得不停下發展的腳步去重建一個共識，然後再尋求發展。而在當前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我們能承受得起發展停滯的巨大代價嗎？

　　具體的做事方式、具體的行進路線可以有爭議，但是前進的基礎和目標，價值取向則必須有共識。廣義的共識，就是中國能夠健康地現代化。而“我反正信了”的態度，是在摧毀共識形成的基礎，這樣的語境和話語體系是必須徹底被消滅的。

　　描述成績和進步的新聞，總是被“與實際感受不符”所質疑。原因就在於有人還希望回到“我反正信了，你也得信”的時代，不願意拿出證據來告訴公眾“為什麼信”。“信不信”的危機正在由社會焦慮的形式錶現出來，主要責任在誰，已經很清楚。

　　(五)動車事故調查報告

　　所能慶倖的是，在2011年的年末，我們看到了一份挽回“信不信”危機的生動標本——“723”動車事故那份長達3萬6千字的調查報告。一向甚為嚴苛的新京報社論這樣給予這個報告“高分”：其一，這份報告展示了“723”動車事故發生的全貌，還原了與事故相關的每個環節，事故發生過程的描述甚至精確到了以“秒”為單位；其二，報告並非自説自話，而是充分考慮了民眾關切，比如對“提前結束搜救”、“掩埋車體殘骸”等網友和媒體當初的質疑，都有相應的回應；其三，報告還展示了民眾很多不知情的內容，如動車信號設備研發過程中的混亂、不負責任等；其四，調查報告還包括鐵路部門的整改以及對54名責任人的處分，讓民眾對未來增加信心與信任；其五，報告在文本上力求通俗易懂，盡可能讓普通民眾接受，比如，對涉及動車的專業術語附有3000多字的説明。

　　確實，這份報告雖然還存在著可質疑的部分，但在各個細節的具體回應中，我們看到共識被樹立：一切以事實為基礎，以杜絕類似事故為目標，以中國的健康進步為最終的價值取向。

　　(六)迎接“説教世界”的末日

　　在世界末日的調侃式恐慌中迎來2012，同時也迎來“説服時代”。其實，2012是世界末日的説法，也是美國大片打上的娛樂符號而已，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或者説有多少證據能説服大家相信呢？迎接説服時代需要共識，對官方來講，建立共識的最重要手段是拿出讓公眾看得見的事實來作為證據。沒有證據的説教，在這個時代只能被“不信”。這方面反面的例子太多，也有正面的例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樓市的調控確實開始見效了，因為房價下降是能感受到的事實，而不是出現在文件和報紙上的口號。

　　2012不是世界末日，如果説是，也希望是“説教世界”的末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