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28日發佈通知，要求各地嚴格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試點，堅持項目管理、封閉運行，凡集體組織和農民不同意的，不得強行開展。嚴禁強拆強建、強迫農民住高樓。通知指出，使用增減挂鉤指標的土地出讓凈收益要及時全部返還用於改善農民生活條件和支持農村集體發展生産。農民新居等建設所需資金，不得增加農民負擔。（12月29日《新京報》）

　　國土部的這一禁令，即便遲到了，也擊中時弊。一些地方不顧民意，只管GDP的數字上躥帶來的政績光環，只顧局部利益的飛漲，強驅農民上樓的社會現實，已經引發社會和諧肌體的一陣陣痛感。讓農民住上樓房，體現現代化城市的建設雖然表面上看沒錯，但農民畢竟是農民，城市化建設的決策者不能把謀利的矛頭指向他們。因為一旦農民失去土地，即便暫時獲得一定補償，也無法從根本上保障其長期過上小康生活。對大多數地方來説，這樣的強拆，讓農民丟掉的不僅是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土地，而更重要的是丟掉民心。

　　當前，不少城市好大喜闊，大拆大建，不僅是一線大都市還在繼續“望大”，一些二線、三線城市也在全速往“大”的方向一路追趕式狂奔。而一些鄉鎮後來居上，堅跟著一些城市的大拆大建的扭曲步子。近年來，在大新農村、加快推進城鎮化的旗號下，一場讓農民“上樓”的潮流，正席捲著一些省市區。這些大拆大建的地方，往往行走在一條老路上——先是提出高昂的口號，接著搞出宏大規劃，然後是一擲億金的鉅額投入，最後往往是面臨著舉步維艱之結局。山東某市“整建制”將全市村落集體“隱退”，70萬農民“被上樓”，被動配享社區生活；河北某市罔顧實情，大搞撤村復耕，一片片剛建成不久的村民院落瞬間成廢墟……

　　追根溯源，還是土地存在巨大的暴利空間。一些機構和公權人，仍將“土地財政”看作一台印鈔機。不僅可以讓自己的任期內的效益不受損，而且能讓地方財政不至出現嚴重虧空。一邊是為政績、為創收而為土地抓狂，一邊卻是百姓沒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的現實生態依舊疲沓。這從近年來新農村建設的實踐來看，我們不但沒有節約土地，使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形勢更加嚴峻。一些地方反倒違法違規變更徵收用途，借機大搞房地産開發，破壞了土地的平衡機理，追求短期效益。這雖然短期刺激了GDP的上躥腳步，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包括土地在內的公共資源的極大浪費和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增大。

　　所以，基於上述現實，國土部的這種行政禁令的“禁效”明顯不足。首先，是如何保障的問題。一些地方仍我行我素，視國土部的“禁令”如廢紙，仍直接或變相地強迫農民上高樓，或者説出讓凈收益不全返還,公然私吞農民的合法凈收益，我們的法律究責機制又是如何跟進，誰去主導究責？其二，已被一些地方強權違法逼上樓的，而且是以很低代價、很卑劣手段逼民上樓的,或者説已被權力者剋扣出讓凈收益的部分，我們又該如何讓他們儘快下來？如何追回？要廓清這些問題，任何行政禁令是靠不住的，靠的是法治之拳全程而及時地制止這種違法違規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