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刊》將“抗議者”評為2011年年度人物，並非毫無道理。“抗議”確實在今年從阿拉伯世界到西方都製造了震動，它的波及面如此之廣，前所未有。

　　當大批抗議者走上街頭的時候，意味著這個國家解決問題的合法管道至少部分堵塞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告訴我們，所有國家社會治理管道的暢通度都不是100%。在西方，抗議成了社會的出氣閥，主流社會對抗議很寬容，同時也很蔑視。而在中東和北非，大規模抗議卻看上去集聚了改朝換代的力量。

　　埃及那些國家真的是被“街頭抗議”推倒的嗎？

　　也是也不是。埃及等中東國家社會矛盾的嚴重性不是抗議製造的，但抗議把它們尖銳地擺在政權和人民面前。一個物質根基不足且毫無迴旋餘地的社會，做出了推倒重來的倉促決定。大規模抗議像是對這個決定十分混亂的投票過程。

　　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是無論如何也挽救不了的。中東有的國家眼看著示威活動從很小的規模開始，一步步演變成全國抗議。原本強大的政權，事到臨頭時就像紙糊的一樣。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並非所有發生了抗議的國家都是毫無希望的，那麼在抗議的初始階段，或者持續了一段時間後，誰來裁定抗議的性質，以及那個國家健康或病態的程度呢？

　　這個裁決權目前很大一部分掌控在西方輿論手裏。非西方國家對此進行抵制往往是艱難的。抗議的合法化程度在西方最高，對抗議的適應西方也最嫻熟。這使得非西方國家如果就這個問題與西方講理，就像小孩子和大人之間的爭辯。

　　抗議都有追求利益的成分，它的合理性永遠都是相對的，其目標理性的高低也很不確定。但當抗議情緒主導了一個社會的公眾思想時，這種細緻的思辨必然被口號淹沒。

　　對於中國這樣社會矛盾多發的國家，2011年世界大範圍的抗議活動留下了有益的提示。首先，中國切不可在抗議的自由度上與西方攀比。事實證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點上都比不過西方國家。中國社會不可在這個問題上逞能，理想主義。

　　第二，在慎對抗議示威的同時，中國社會一定要有對它們的偶然爆發，甚至一定規模的爆發，擁有承受力。中國公眾得有獨立判斷國家政治形勢的能力，而不被西方輿論的裁決所左右。不建立起這樣的承受力，中國的社會穩定永遠都差一份關鍵的富餘量，缺一份必有的從容。

　　第三，在抗議和示威不受鼓勵的中國，社會治理管道的疏通必須是主動、積極的，中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推進速度，必須比抗議自由的國家更快。中國在民生及反腐、社會公平等領域都需不斷建樹，政府必須有抗議正在進行的緊迫感。

　　總之，抗議的流行是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完全躲開它顯然不現實。但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如果被它誤傷，將是這個社會的悲哀。未來西方與新興國家博弈性價比最高的手段，就是對它們的內部情緒進行影響甚至操控。在全球化之前，這很難做到，但現在，這樣的可能性是實實在在的。

　　作為中國，至少還需要幾十年的發展，國民才會在對外開放條件下，擁有在西方面前充分的政治文化自信。在這之前，我們得不斷提醒自己別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