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全國農村小學數量為512993所，2009年為234157所，減少學校數合計278836所，總量減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減少學校數量為64所。（中國青年報12月24日）

       這是一個社會早就該關注的新聞，但遺憾的是，在沒有接連不斷的校車事故發生時，並沒有多少人對發生在我國鄉村的教育大調整——“撤點並校”引起關注。多年前筆者曾撰文指出，“撤點並校”隱患很大，但忙於追熱點的媒體，並沒有集中關注這些問題。現在有評論稱，日均減少64所學校，是一種警醒。但誰都知道，近28萬所鄉村小學因撤並而“消失”，已經很難逆轉。這種木已成舟之後的警醒的價值有多大，實在值得懷疑。

       也有一些專家，建議評估10年“撤點並校”。這種評估有其必要性，但我也不清楚這種評估，會對改變現狀有怎樣的價值。對於教育決策來説，把學生作為試驗田的思路是不可取的，由於其影響千家萬戶，關乎民生切身利益，必須謹慎、理性，廣聽意見、反復論證，盡可能避免明顯可以遇見的問題。

       客觀而言，我國鄉村學校的“撤點並校”早在推出時，就遭遇質疑。雖然政府部門解釋這是農村生源減少的必然選擇，一些自然村上學的孩子銳減，當地的學校招生嚴重萎縮，而且有著諸多好處，比如整合鄉村教育資源，（讓村上的孩子到城鎮求學）提高教育質量。但是，很多鄉村居民並不買賬。具體原因包括：孩子上學路程遙遠，上下學花在路上的時間太長，存在嚴重的交通安全隱患，上學成本增加，與此同時，合併之後的學校教育質量並沒有提高，本來的“小班化”教育被“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替代。一些地區的村民甚至以自辦學校的方式來抵制撤點並校，但是，眾多鄉村學校，還是被“強制”撤並。

       “撤點並校”的負面作用隨著這一政策的推進持續發酵。比較顯著的問題有四：其一，一些鄉村地區出現輟學率回潮，上學路遠，一些家庭乾脆不讓孩子上學了；其二，校車問題日益突出，由於政府沒有在撤點並校時考慮配備校車，不少孩子只能坐不合格校車、黑校車上下學；其三，低齡寄宿在鄉村變得越來越普遍，但由於寄宿硬體條件較差、與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輔導、生活服務沒跟上，鄉村寄宿生存在較嚴重的心理問題；其四，朗朗書聲在很多農村消失，農村越顯缺乏生氣。

       上述這些問題一直被關注教育問題的學者和鄉村居民提出，但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得到重視，直到2008年，廣東才暫緩強制撤點並校——這意味著此前是“強制”撤並，直到2009年，國務院對農村“撤點並校”提出要求，要注意從實際出發，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總體規劃，根據城鎮化發展和人口流動變化的趨勢，促進學校合理佈局和結構優化。涉及農村中小學佈局調整的，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而在前不久開始徵求意見的《校車安全條例》提到解決校車問題的一條措施是，“調整學校設置規劃，保障學生就近入學或者在寄宿制學校入學，縮短上學距離，減少交通風險。”這是政府部門間接承認“撤點並校”增加了學生的交通風險。

       如果在“撤點並校”時，就能有這種考慮，該有多好。但恐怕很難。首先，就教育利益來説，在筆者看來，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積極地“撤點並校”，在於想由此減少辦學點、進而減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學校，可是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按照地方政府部門的思路，未來一個縣可能只辦一所小學、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只要既好管理，又突出“大規模”辦學政績，還攻克了義務教育均衡難題——只有一所學校，何來校際差異？但這不是辦學，而是辦工廠。

       其次，我國的教育決策機制，雖説要聽老百姓意見，但聽不聽以及聽了之後採不採納，主導權在行政部門。福州市臺江區內一所投資1500多萬元，剛剛全部完工的現代化小學即面臨拆遷，就充分説明了這種決策機制的運作模式。

       輿論把“撤點並校”和校車問題，歸為因果關係，但我覺得，這不是因果關係，而是由同樣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決策機製造成。教育決策如果只顧制定機構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給受教育者（家長）參與教育管理、決策、監督、評價的權力，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這才是撤點並校的教訓，值得解決校車安全問題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