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須蟲

       12月20日，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在談及“農民工”這一稱謂時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該稱謂本身帶有歧視色彩。盧展工稱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勵外來務工人員融入社會，應取消“農民工”稱呼。而有專家表示此稱謂源於戶籍制度。（12月22日《西安晚報》）

       “農民工”是個帶有歧視的字眼，早已經是公眾的共識，農民工自己不樂意，而市民們卻並無惡意，反倒常常摻雜同情、悲憫的情懷。“農民工”作為稱謂，事實上並沒有絲毫的不尊重的意味。取消“農民工”稱呼，或許可以從思維上體現出對“農民工”城市待遇的關懷，然而代之以某種稱號，並不能一夜之間消除這個群體背後的權益鴻溝。

       有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是46.59%，而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33%。這意味著有13.6%，即1.28億生活在城鎮裏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毫無疑問，這1.28億農民工，絕不是改個稱謂就立即“入市”了。

       給某個群體改個稱呼並不困難，如同把“小姐”改成“失足婦女”也就是幾字之差。但是所改名不副實，充其也就是皇帝的新裝。比如，“農民工”首先是區別於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伴生出來的稱謂，他們不叫“農民工”叫什麼呢？叫工人、叫服務員乃至經理、老闆固然可以，但拋卻職業稱謂之外，能不能叫市民呢？事實上，他們仍然不可能自由地在城市買房、不能沒區別地解決子女上學、孩子高考等問題，更不能真正象市民一樣享有城市的公共保障，那麼，總不能叫“二等市民”吧？倘若如此，那才是直裸裸的歧視。

       “農民工”是相對於城市而言的，“農民工”的歧視本質是城市政策的壁壘，根源在於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在城市捆綁了養老、醫保、教育、就業、住房等利益；在農村捆綁著宅基地、承包地、林權、林業用地等利益。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要逐步創造條件，從根本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努力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

      推動“農民工”向“市民”轉變，既需要政策層面搭好階梯，也需要操作層面循序漸進。事實上，一直橫亙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戶籍制度已開始鬆動。中國政府明確提出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限制，而大城市的戶籍放開也在進行中。比如，重慶市自去年8月啟動了龐大的戶籍制度改革，計劃在未來10年實現1000萬農民從農村戶籍轉變為城鎮戶籍；廣東省推行農民工積分入戶政策，計劃到2012年引導180萬農民工變成市民。

      “農民工”是城鄉差別在社會生活的終端體現，也是衡量社會進步最為直觀的睛雨表，農民工被稱謂的群體越小，社會進步的速度就越快。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改不改稱謂，顯得並不重要，相反，作為城市更該從政策主導的層面，釋放對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善意，讓“農民工”成為差別消融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