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世界變局中國戰略 中國戰略環球時報年會特別報道之三

       （原題：文化強國：詮釋中國話語）

       中國話語權的困境在哪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中國要想成為一個文化強國，首先應該講出讓世界感動的故事來，讓大家産生認同感。講這種故事，靠的不是大場面和大建築，即使北京奧運會的焰火照亮全世界也不行。我們要看中國的小説、電影還有無數普通中國人的行為是不是真的能夠感動世界。目前這方面還是不夠的，牽涉到潛在的價值觀念。我們必須認識自己的盲點，給中國文化注入新鮮成分。

       周寧（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我認為，一、話語權的意義不在“説話”，而在所説之“話”包含的價值；二、不在普通意義上的價值，而在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三，不在表明一種普世價值，而在提供實現這種價值的制度與實踐範例。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幾千年文明，我們理應對普世價值有所擔當。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普世價值，而是要不要西方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提供自己的普世價值，中國的話語權不僅在於普世性，而且在於我們文化實踐能夠表現這種普世性。

       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中國話語權本質是一種文化輸出，當你提供這樣一種模式，你提供一種智慧，你提供一種思路能夠面對人類解決問題有所貢獻的時候，你話語權自然就會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能夠提供解決人類發展困境的東西，外功要內修。

       劉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我覺得話語權首先要説得好聽，並吸引人，嚴肅的話題也可以變得很娛樂。讓大家聽了很開心，這就是一個話語權很重要的標誌。讓別人願意聽你的話語，需要將話語娛樂化，卻不能完全卡拉OK化，不能太自娛自樂。話語不是説給我們自己人聽的，而是説給全世界的人聽的。

       王義桅（同濟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執行院長）：為什麼中國缺少國際話語權？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基本上還是按照以西方遊戲規則為主導的全球化邏輯展開的，故長期以來會産生一種路徑依賴。此外，中國傳統文化難以支撐中國的全球崛起。比如在南海問題上，我們説南海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西方多少人這麼認為呢？這就是傳統內陸文明走向海洋的話語困境。

       如何釋放大眾的話語力量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前不久，中國影院上映的一個小電影《失戀33天》票房連續10天壓過好萊塢的《丁丁曆險記》，這説明中國在話語權博弈中是有其力量的。好萊塢都按照中國的口味在調整自己，全球奢侈品都按照中國市場在調整自己，這些變化我們要注意到，中國話語權其實是在彌散的狀態。中國80後、90後的這些年輕消費者們在決定著世界未來，他們在改變著我們社會，乃至於全球文化生態。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提出一些有效答案來回應這種新的變化。

       喻國明：一種話語表達如果不能夠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産生有效的影響，並且能夠部分形成某種共識，這種話語權也很難走向世界。今天政府和社會所面對的難題、壓力，實際上是多元化的意見表達當中政府的決策扮演的問題。如果政府扮演意見的一方必然成為眾矢之的，因為政府擁有巨大的資源，如果在現實中選擇跟某一個利益集團扭結在一起，整個社會利益平衡就不能保證。所以，政府決策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成為社會話語的一個組織者，或者社會話題的設置者，平衡規則的維護者。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老百姓對於國際問題、國內問題、民生問題、發展問題的智慧才能産生出來，而這種智慧才能影響世界，才能成為世界文化當中的一支。

       周寧：話語的真正意義是要提供説話的觀念、價值和其中的權力。中國要在國際文化中擁有話語權，就必須對中國的現實與當今世界的意義價值給予明確回答，為中國崛起提供文化合法性。我們討論問題要面對中國現實，而不是西方理論。建構中國的現代性思想，要給中國現代性、“中國模式”提供一種合法性的解釋。只有這一步做好了，才有話語權，否則沒有。

       文化話語權必須志向高遠。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生存與歷史意義，什麼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目標，這些問題必須明確。目前我們需要一些既切實又宏闊的國家歷史敘事。我認為這是文化精英們不能回避的歷史責任。當下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的拐點，此前30年我們的核心任務是經濟發展，此後是文化發展。在國際政治上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在國內政治上增強國民的幸福感與文化認同感。

       該怎樣爭搶中國的話語權

       王義桅：我們對中國國際話語權不滿意，主要是因為跟我們國力不匹配，跟我們文明古國不匹配，也跟我們近14億人口不匹配。中國文化是一種取經文化，世俗文化，強調“為而不爭”，缺乏普世意識和傳教精神，在扁平的全球化時代便顯得很拘謹。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面臨5000年傳統文化困境和500年西方話語霸權困境，還有50年來靠武鬥、文鬥贏得的話語權在“不爭論”中日益流失。

       破解之道是實現傳統文化的大復興、與西方的大和解，實現包容性崛起。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話語權很大程度源於公民的“志願者”意識。所謂“領導源於服務”，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取得從根本上也取決於中國能夠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什麼公共産品。

       陸建德：我覺得有很多“術”是用“道”包裝起來的，兩者不能斷然分開。我們常説“西方”如何如何，實際上西方每個國家都不一樣，走的路也不同。認識到“道”背後的“術”，不等於否認超越的價值。西方很多文化産品也讓我們感到道的力量。這種本事應該學。我們如果能深刻認識世界，並且善於反思，那麼，我們才能更好地、有針對性地、有比較地講好自己的故事。

       喻國明：我們現在所謂軟實力建設，基本上是閉著眼睛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方式在向世界表達，而不管世界是不是願意聽、是不是聽得懂。另外，新媒介（如微博）的出現，不僅為人們增加了一個表達平臺，也是人們把握世界方式的新轉變。正是在這點上我們跟西方比智慧，在機會方面沒有太大的差距，這恰恰是我們可以有所作為地表達自己話語的智慧和力量的機會所在。

       張頤武：互聯網確實很重要，在微時代裏面我們要掌握這種主動權。但我們的傳播不能急，慢慢來。硬實力是軟實力最好支撐，只要經濟上不做錯，實力越增長，話語權一定越好，熬到最後就是好。

       劉康：爭奪話語權首先要爭奪話筒。但拿到話筒後，説出的東西要讓別人聽得懂。想要明白世界究竟怎麼看中國，如何願意傾聽中國，需要我們做大量踏踏實實的實證調研。只有了解他國民意對中國的看法究竟怎樣，我們才能有的放矢。一個字要“實”，務實，有實際的態度，有實證的方法，還要有實踐。話語權真正在哪，首先把這個話説出來，人家認了你的話就是話語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