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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銀平:“轉包”編寫的教材能有多高水準

發佈時間:2011年12月21日 10:14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工人日報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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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家媒體報道,近日,《收穫》雜誌編審、文字工作者葉開向語文教材的編寫開炮,提出“在孩子最需要讀到最好的作品的時候,請不要給他們製造垃圾”,“別的省份我不知道,上海我是已經調查得非常清楚了,這些編者在這方面的水平相當差,是那種區教育局的教研員。他們編教材,編寫者就得到了編寫權,然後轉包給另外一個人,這另一個人就拉著一些其他人東拼西湊編成了一部教材。”

       語文教材,絕非將幾篇課文串起來,再弄幾道思考題就可以。它要求編寫者高屋建瓴,有深厚的文化意識,有純真的精神家園意識,有文化思考力和判斷力,在給孩子提供優美文本的同時,更讓孩子得到美輪美奐的精神熏陶、樸素莊重的情趣感染,讓語文教材成為孩子的“文化、情趣導師”,讓孩子成為熱愛生活的人。此外,教材還應“不只培養兒童識字書寫的能力,在生活情意上,更負有重大的開發責任”,如果過分強化訓導,成為政治道德的規訓讀本,孩子不僅會失去對生活情意的發現、感知能力,日後則容易成為低俗的文化追求者。

       近段時間,民國老教材頗受歡迎,“在國文中多少能找到一點生活情意的發現”,比如莊俞先生編著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其間有“惜物”、“友愛”、“睦鄰”、“儲蓄”、“合群”、“濟貧”等傳統道德觀念,還有“燕子”、“蝙蝠”、“採桑”等博物知識穿插,有文采,有趣味,有知識,無教訓導氣,有親切韻味,是一種美好的人文和詩意熏染。

       如今的教材編寫轉包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編者的文化素質、人文素養,已降低到不加要求的程度。當下,一線的語文教研員不乏高水平者,但更多教研員和語文老師駕馭文字的能力卻並不高,讓他們當孩子們的“語文廚師”,優美的文章被弄成“任意肢解的政治説教”,一些語文教材成了“文化教育豆腐渣工程”,勢必給孩子造成精神和文字誤導。

       語文教材不應成為編委們評職稱的“科研成果”,理應提高其編寫門檻,加大文化含量和人文本位要求,並將其提升到文化和教育使命的高度來認識。教材編寫者應多元化,不僅有文化能人,還應有心理學專家、社會學專家、科學家等,提升教材的綜合人文含量;應最大程度淡化語文教材的説教色彩,代之以文本熏陶,須知,美好文本中本就飽含充分的道德、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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