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曉哲

       河北省高院于2009年11月12日終審判決三名滅門案被告無罪，廊坊市中院在接到判決書後，延至2011年11月4日宣判。三名被告因此多關押兩年，且未獲任何解釋。河北高院王惠敏法官向記者透露，“當地司法機關壓力較大”或是押後宣判的原因。（12月20日中國青年報）

       我們姑且拋開這一“違法”的判決程序不提，僅就這一終審判決的“遲到”和之前已經被澄清的廊坊市中院一審“有罪判決”而言，都與司法系統不太正常的政績考核模式有關。長期以來，一些地方在考核衡量人民警察、人民法官的工作成績和政績上，是存在一定的誤區的。對於辦案警方的考量，不外乎就是“破案率”或偵破大案要案的數量以及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數量等；對於司法審判者的考核評價，也一般依據“辦了多少個”、“定罪了多少名”等，且這種以“定罪數量”為“榮”的評價考核習慣根深蒂固。在這樣的一個考核的思維誤區之下，極易産生為了“破案”而不講求公正，審判人員為了“結案”而不考慮審理案件的質量。兩年前被公眾抨擊的“趙作海冤案”、“余祥林冤案”就是“僅注重抓捕和審判效率”的不當考核模式的産物。

       事實證明，在初審定罪了這幾名犯罪嫌疑人的罪行之後，不僅辦案警方有大量人員得到了獎勵和提拔，辦案法官群體也得到了巨大榮譽和職位上的提升。據記者查詢，該案專案組組長、霸州市公安局原局長段上禾目前升任廊坊市政法委副書記。10年裏，廊坊市中院經手過本案的法官中，幾名審判員升任處室處長，有審判長升至廊坊市中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另有兩個審判員已分別升至該院刑一庭和刑二庭的副庭長。

       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唯案件辦結為指標的考核模式之下，極易讓辦案人員、審理法官在“錯案”面前當“駝鳥”。明明錯了，也要死活不認帳，明明“漏洞百齣”，一旦形成“判決”，就死活不承認有問題。這樣的辦案思路和審理思路，一些司法工作人員多有存在，也就讓這部分人從主觀心理上對終審無罪的判決會採取能拖則拖、能壓則壓的方式，來維護一個已經“到手”的良好的“考核”結果。

       所以説，要大限度杜絕或遏止類似的“冤假錯案”，還是要從考核警官、法官們的機制上予以改進。警察辦案不能僅將破案率當目標，對於警官的提拔重用更應考慮辦案的質量和打擊犯罪的“準確率”；對法官的考核也不應以“定罪數量”為指標，而應以審案質量為標準。另外，對於確實錯誤的案件或判決，也有必要設置一個“主動糾錯”的從輕機制。從制度上打消辦案人員主動糾錯的顧慮，事實證明，對於主動糾錯者的“從輕設計”對於保護“被冤枉者”的利益也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