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立法全面禁止代孕，還是部分開禁，都需要設計出更為嚴謹、細密的規則體系，銜接好其與計劃生育、婚姻繼承等相關法的關係。

    廣東一對富商通過代孕誕下8胞胎，引起廣州市計生局和省衛生廳等職能部門關注，並展開調查。

    科技是把雙刃劍，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規制，就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風險乃至滋生犯罪。就代孕而言，衛生部在2001年發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禁止實施代孕技術。也就是説，代孕在我國不合法。

    但是，這種單一性、低位階的部門規章對代孕的禁止，不能忽略如下事實：自1986年第一位代孕母親在美國出現後，此類生殖輔助技術的應用已相對成熟，並開始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現代社會存在相當數量的單身人士和不孕患者，面臨生育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立法如果不給有資質的輔助生殖醫療機構提供合法化的代孕渠道，必然讓一些客觀上有代孕需求的人選擇無資質的醫療機構，從而加大社會風險。

    目前，我國代孕市場暗流涌動，社會輿論眾説紛紜，而法律態度不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代孕市場亂象叢生。如何從國家法律層面判斷代孕性質，進行完善的法律規制，已成當務之急。

    立法面臨的首要難題是，如何審視代孕的合法性。由於代孕被看作是代孕媽媽“出租”子宮以獲取報酬，本質上屬於出賣身體器官使用權，很容易被視作對代孕媽媽人格和尊嚴的貶損，甚至有人認為是對人基本權利的侵犯。十月懷胎不是娘，這樣的技術還可能帶來更深層面的倫理困境：如何確立代孕媽媽與孩子的關係？會不會造成人倫關係的混亂？

    正是由於涉及社會、道德、法律、人倫等一系列問題，世界上對代孕的立法並不相同。就我國而言，立法是秉承“身體不可自由處置”，還是保障“女人做母親的權利和幸福”，需慎重衡量，還要考慮到社會發展需要和現階段國民的道德倫理意識。

    當然，觀念上的不同不是立法遲緩的理由，8胞胎事件暴露了立法滯後帶來的危害，無論是立法全面禁止代孕，還是部分開禁，都需要設計出更為嚴謹、細密的規則體系，銜接好其與計劃生育、婚姻繼承等相關法的關係，讓違法者無空子可鑽，最大程度保護公民人身權利和社會安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