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海建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19日發佈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稱，2011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首次超過50%。這標誌著中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階段，城市化成為繼工業化之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12月20日《經濟參考報》）

      城市化風起雲涌、農民立地成“市民”，這一切，對2011來説，都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幻。中國從一個具有幾千年農業文明歷史的農民大國、進入到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這顯然不是簡單的城鎮人口百分比的轉身，必然意味著人們生活方式、生産方式、職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價值觀念的地覆天翻。眼下的城市化能給中國帶來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城市化問題本身。近日，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民希望國家徵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補償。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市郊區，通過拆遷獲得數百萬元乃至千萬元補償款的農民，並不是少數。通過拆遷徵地，部分農民不但暴富，而且住房、社保、工作等基本上都能夠解決，遠比從事農業生産強。

       無可諱言的是，近些年，一些城市化的進程，與“圈地拆遷”亦步亦趨——高房價帶來高地價，高地價帶來高補償。儘管開明公正的地方政府擺正了公權與拆遷戶的關係——然而，拆遷戶與公眾之間的利益杠桿卻日益失衡。而問題的癥結，在於瘋癲的樓市。換言之，在我們“城市化”這個擊鼓傳花的遊戲中，歷史性的房奴成了為成本埋單的冤大頭。這個邏輯很容易理清楚：高補償——高地價——高房價。反正，羊毛從來不會出在狼身上。

       這當然不是説我們的工業化止步不前，而是“以工業化為根基的城市化”顯然不如“以瘋狂樓市支撐的城市化”來得強健。然而，從世界城市化的進程來看，拆遷不可能是城市化的引擎，房地産業也無法康健城市化的肌體。在1700年的歐洲，中心城市多為政治性城市，直到1900年，近兩百年的工業化，才使得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呱呱墜地。這裡有幾個規律是很清楚的：一者，商業復興是城市化的水之源、木之本，如果僅僅是因拆遷而成為“市民”，那麼，在社保捉襟見肘的今天，即便拋開公平的考量，公共財政何以承擔這部分“新市民”的“生老病死”？二者，走“土地依賴路徑”的城市化之路是充滿泡沫風險的，一旦房價大跌、土地出讓金崩盤、拆遷補貼難以支撐高位，不僅關涉金融安全，整個“城市化鏈條”中必然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三者，高額補償帶來社會資源配置新的失衡，而拆遷中的貧富分化又會衍生出新的社會癥結，在這個領域，已經不僅僅是個“錢”的問題。

       北大副校長海聞先生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至少還要保持二十年”。這接下來的二十年，需要思考的問題還很多，就城市化而已，路徑比結果可能更為重要：因為“圈地進城”上糾結著一大堆關鍵的要素問題，譬如土地、農民、糧食安全、分配公平……有一點是肯定的：“圈地進城”與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尚且隔著一條銀河，看起來很近，其實還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