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2010年的多次衝突之後，中美關係今年年初開始出現了明顯緩和的跡象。胡錦濤主席的訪美被兩國政府和媒體一致定義為成功之旅，中美兩軍的對話在逐步恢復，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與美國參聯會主席馬倫實現了互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也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美國副總統拜登的訪華也很成功。但是，在這種大體上的友好氣氛之下，損害兩國關係的暗流也無時不在涌動，奧巴馬接見達賴、美國決定對臺售武、美國國內對人民幣匯率的新一輪施壓、APIC會議上美國極力推進沒有中國參加的TPP協定，以及在東亞峰會上美國對中國南海問題的進一步干涉，都使得兩國關係起伏不定，也更加深了人們對中美關係今後走勢的憂慮。

　　影響中美關係的新熱點

　　影響今年中美關係發展的幾個熱點問題，除了始於去年的美國對南海問題的干涉繼續升溫以外，接見達賴、對臺售武均屬於預料中的事情，中美雙方的處理也算有分寸，其他文章中曾有分析，在此不多贅述。而今年下半年美國極力推出的PPT問題，以及美國加強在亞太的軍事投入，都屬於更新的一些嘗試，可能對未來的中美關係構成潛在影響。

　　首先看美國建立TPP的問題。中國在亞洲影響力的提升依靠的是與鄰國的經貿合作，而美國在經貿領域已經無法為亞洲國家提供主要的公共産品，不得不看著亞太國家在經濟問題上轉向中國。奧巴馬政府非常清楚，東亞國家經濟上依靠中國的局面只要不打破，他們就不得不繼續顧及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從而在對美合作時採取相對保守的態度，美國就仍然無法提高全面影響力。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建自己主導的經濟合作框架，爭取拉攏盡可能多的國家加入，以便重新塑造亞太的經貿格局，提升自身的戰略地位。美國在今年的APIC會議上，極力推出自己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目前已有澳大利亞、智利、秘魯、新加坡、馬來西亞、新西蘭、越南和文萊加入，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國也表示願意加入談判，使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而美國明確拒絕邀請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參與其中，辯稱加入TPP需要滿足一些基本條件，而中國目前尚未達標，中國如果有興趣可以提出申請。美國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架空中國已經參與或正在談判加入的各種貿易合作機制，包括中日韓三國自貿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甚至APIC 本身，迫使中國順從於美國的條件，以便使整個亞洲的經貿合作逐步都被納入到美國主導的軌道上。

　　其次是美國強化與亞太國家軍事合作的問題。2011年的東亞地區很不平靜，圍繞著中國周邊海域的領土爭奪愈演愈烈，地區摩擦最終可能成為引發對峙的導火索，美國也由此看到了借機插手的機會。五角大樓要求在繼續與本地區的傳統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保持密切聯絡的基礎上，擴大美國與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的軍事安全合作交流。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表示，儘管國防預算吃緊，但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30萬人不會變，太平洋仍是美國優先考慮的地區。奧巴馬在訪問澳大利益期間，還與澳簽署了派遣美軍進駐達爾文港的協議，他同時強調，美國的國防預算下調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為代價。這些調兵遣將之舉的強度與廣度明顯超出以往，日本《外交家》雜誌認為，五角大樓一直在設法佈置警戒線封鎖西太平洋，這些都是其努力的一部分。

　　美國為何要重返亞太

　　概括來説，美國近期的舉動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其高調重返亞太。冷戰結束後的頭兩個十年裏，美國分別把精力放在了北約東擴與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在第三個十年開始之際，奧巴馬政府意識到，曾長期受到美國忽視的亞太地區如今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已舉足輕重，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國必須要對亞太地區傾注更多的精力。

　　首先，亞洲是美國解決國內危機的主要外部希望。21世紀最初十年美國的經濟增長是大蕭條以來最慢的，真實的失業率達到15％左右，超過17％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以往第三世界國家才有的特性如貧窮、犯罪、文盲和健康不良在美國也屢見不鮮，而華爾街的示威者們更是喊出了“聰明人救救美國”的呼聲。在自身解困蹣跚難行的背景下，政治精英們不得不放眼國外尋求外援。而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亞地區則是最合適的候選人，不僅依靠物美價廉的商品為平抑美國通脹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是吸納美國出口的巨大新興市場。為了開拓市場增進就業，美國必須加大對亞洲的投入。

　　其次，美國當前面臨的潛在挑戰也主要來自東亞。美國在全球面臨的地區性挑戰多在逐步弱化，唯有在東亞例外，雖然中東地區的動蕩仍此起彼伏，但從戰略性和影響力上來看仍遜色于東亞，尤其是隨著經濟規模已列全球第二的中國的持續發展，美國對其前景和動機愈發懷疑，有不少人還將中國視為未來主要的潛在威脅。此外，這一地區還存在一系列棘手難題，如朝鮮核問題、南中國海爭端、中日東海爭端、緬甸問題、臺海問題以及海上安全、販毒走私、氣候變化等，其涉及面已超出雙邊甚至多邊範疇，而且均對美利益構成直接和潛在影響，美國自然無法等閒視之。 再次，美國在東亞影響力的下降使其警醒。在過去10年間，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與國家關係開始逐步遠離傳統模式。中國的持續高速發展、日本的政府危機和經濟停滯、東盟的整合與擴大、朝鮮核問題的遷延相互交織，使得美國在東亞的盟友關係變得更為模糊鬆散。日本的離美傾向逐步顯現，韓美協調也問題多多，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的期待已縮減到安全這一單一領域；而在經貿方面，亞洲國家對中國的依賴已無可替代，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所謂“雙領導格局”的逐步顯現嚴重侵蝕了美國在亞洲的傳統領導地位，使得慣於呼風喚雨的頭號帝國悵惘若失，因而急於重溫舊夢，進一步鞏固在亞洲的頭把交椅地位。

　　最後，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軍事行動的規模已大為縮小，正好可以騰出手來將多餘精力投入到更有長遠意義的亞太地區，雖然國防預算縮減阻礙了美國在亞太大展身手，但目前亞太國家需要的主要是安全承諾這一公共産品，美國主要依靠自身的軟實力，即領導人的立場表態，以及低強度的軍事投入即可發揮安撫亞太國家的作用，花費的成本有限，所以也無需顧慮太多。

　　不過，對於很多人關注的“美國圍堵中國”的問題，現在還不是下結論的時候。有媒體認為，美國通過駐軍澳大利亞來構築防範中國的第二島鏈，這非常牽強。不僅因為在全球化條件下設立軍事包圍圈已失去其傳統意義和效力，害人害己；而且美國在澳駐軍規模有限且遠離中國邊境，何談包圍？更可取的一種解釋是，美國一方面通過強化與中國鄰國的軍事合作，來構建一種四面楚歌的形勢向中國施壓以換取合作；另一方面，更多駐軍是為了對地區危機作出快速反應，充其量是一種戰術目的，人為拔高到戰略層面似缺乏依據。

　　中國並非無可作為

　　美國重返亞洲的調門很高，但操作起來難度不小。除了美國國內經濟政治狀況的不樂觀前景、中東北非的不穩定局勢、以及亞太國家對西方殖民者的天然警惕這些現實以外，中國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同樣也是掣肘美國在亞太充當領導者的重要因素。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東亞是中國主場的格局沒有發生質變。美國雖然極力利用東亞國家對中國的擔心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但當前東亞格局已基本穩定，美國插手的機會不多。第一，東亞國家與中國是天生的鄰居，這一緊密關係無法更改，討好美國並不意味著要得罪中國，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才是多數國家的首選；第二，東亞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對其自身發展至關重要，美國目前無法取代中國“經濟發動機”的位置，其安全承諾充其量只是提供一種防範潛在威脅的保險機制，而發展問題才是每天都要面臨的現實挑戰，由此也註定了東亞國家不太可能應美國之邀就把本該用來恢復經濟的資本投入到軍事領域來與中國對抗；第三，中國自身並不尋求與美國的正面對抗，甚至在涉及到主權的領土問題上也沒有表現出傳統大國的逼人姿態，外界對中國的所有擔心都是預防性的，多屬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還在觀望。

　　其次，美國無心也無力與中國展開全面對抗。美國重返亞洲雖然有針對中國的成分，但其也深知與中國全面對抗既無力也無益。美國主流觀點將中國的發展定位為機遇為主，挑戰是潛在的，美國在很多領域都依然需要中國的協助，遏制中國則意味著遏制自我；另一方面，當前美國在國際國內的行動都已捉襟見肘，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圍堵中國的成本已超出其可以承擔的範圍。因此，美國更傾向於在姿態上高調呼應亞洲國家的邀請，而在行動上則低調與主要大國協調，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深化兩國的交流與合作，這既能繼續借助於外部推動力來促進美國的經濟復蘇，又能加深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的了解，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演變做好準備。

　　再次，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美國重返亞洲顯然會增加對華外交壓力，但中國並非只能消極被動地接受。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如果能處理好對美關係並努力消除鄰國對自己的擔心，中國就可以巧妙化解面臨的威脅。為此我們有必要客觀認識中美之間的現實差距，避免誤判形勢的民族主義情緒干擾外交決策；還要提高處理外交問題的技巧，使用軟硬兩手的巧實力來解決與周邊的領土爭端；加強與鄰國的經貿往來和社會交往，同時爭取提供更多地區穩定不可或缺的公共産品；提高決策的透明度，打消鄰國對我軍力增長的擔心，努力改善自我形象。這些措施都有利於幫助中國化解美國帶來的外部壓力。

　　大選年及今後中美關係的走勢

　　隨著美國大選序幕的拉開，中國問題將會成為共和黨人攻擊奧巴馬政府的一個重要資本。美國一旦進入選舉年，按照常規中國問題都很有可能成為在野黨派攻擊執政黨的一個工具，因為中美價值觀不同、兩國存在貿易逆差、中國發展速度超過美國等等現實因素的存在，政客們選擇攻擊中國容易取悅于部分對華存在偏見的選民，也無需付出多少成本。中美關係歷史上多次成為美國選舉的替罪羊，近來兩國的衝突為其再度氾濫提供了新的素材。中美雙方領導人都希望兩國關係穩定，但兩國國內的趨勢和某些國際因素的存在，都造成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局面。明年的中美關係會經歷什麼樣的考驗？又會出現什麼新的熱點呢？這從當前的中美關係局面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人民幣匯率問題。目前美國國內就業市場低迷，急需通過出口擴大就業，於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再度成為熱點。雖然美國財政部長表態説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但很多國會議員、中小企業主和失業人員都支持對華強硬。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表態普遍比較強硬，羅姆尼表示如果上臺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裁中國。奧巴馬原本對外資企業在華享受的政策就心存不滿，再加上競選期間不能在姿態上落後於競爭對手，所以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會表現出不耐煩，説出“我們受夠了”的話來。預計明年這一問題可能會繼續升溫。

　　2、台灣地區選舉結果。明年一月，中國台灣地區的選舉結果也會揭曉。如果是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獲勝，則中美關係又將面臨新的考驗。蔡英文不像陳水扁那麼偏激，但民進黨嘗試衝擊一中政策的努力不會停止，一旦其開始用不同方式不斷挑戰大陸的兩岸政策底線，美國與大陸的互動必然會變得更為複雜。此外，美國售臺武器問題將會以中美關係中“慢性病”的形態存在，中美兩國政府的政治智慧是否足夠處理好這一問題，同樣是對雙邊關係的一個考驗。

　　3、習近平訪美。美方對於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訪美十分重視，試圖通過與其的接觸來了解中國下一屆政府的政治願望和執政能力，以便為評估中國的發展走勢提供依據。原本習近平今年回訪美國的計劃已經推遲到明年初，屆時訪問本身是否又會因為中美之間新的糾紛而推遲，美國政界和社會輿論如何評價訪問成果，如何看待中國的下一屆領導班子和政治經濟未來，都可能對明年中美關係的總體狀況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

　　4、第三方舉動帶來的衝擊。中美關係突破雙邊框架、進而影響到地區甚至全球格局的趨勢已經愈發明顯，很多地區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也對雙邊關係本身帶來影響。中東的敘利亞與伊朗問題，南亞的巴基斯坦與緬甸問題，東南亞的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問題，東北亞的朝鮮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問題、網絡安全問題、空間開發問題等，都可能成為中美之間合作還是對抗的檢測儀。如果中美能夠很好得協調協商解決問題，則雙邊關係可能會因此受益；否則將會成為新的難題。

　　在未來的5-10年，中國所面臨的國內挑戰將比過去10年更為嚴峻。如果政府社會治理的能力不能迅速提高，民眾的貧富差距和政治參與問題不能有效解決，國營與民營經濟仍然不能協調發展，對外關係遭遇更多困難和挫折，那麼各種激進的政治主張將會更有市場，國內不同政治觀念的衝突會更為激烈，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和政策協調能力將受到進一步挑戰。美國同樣也面臨著國內問題的明顯挑戰，國內失業問題、經濟復蘇問題、貧富差距問題、以及各種各樣的民生問題都催生了一些激進主張的出現，其中一些訴求和主張會以不同面目滲透進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對於中國，美國已經認識到對華關係的重要性，巨大的經濟機遇和戰略合作的潛力使美國不得不對華保持接觸，但接觸越多警惕越多，這一方面表現在對中國實力增強的擔心上，也表現在對中國意圖不確定性的推斷上。中美兩國缺乏戰略互信的問題短期內不會解決，而絕對實力對比的繼續維持與相對實力對比的不斷變化也註定了兩國關係在保證大局穩定的前提下，分歧與衝突會更廣泛的出現在各個領域，傳統的爭端不會消失，而新的問題會繼續涌現，使得中美關係將長期保持一種“總體友好但麻煩事不斷”的局面中。美國會繼續其兩面下注戰略，中國也會堅持兩手應對，中美關係必定不會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