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蘿蔔哥”與城市市民合作，設計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在這種“制度安排”中，他和市民同時獲得了收益，雙方顯得都很有素質。

　　“蘿蔔哥”韓紅剛因為自家60畝地的30萬斤蘿蔔本想免費送給市民，卻遭到哄搶。而樸實的韓紅剛表示，對自己免費送蘿蔔的做法“不後悔”，而在熱心市民和媒體的幫助下，鄭州威尼斯水城小區的社區志願者為“蘿蔔哥”擺起了紅薯攤，幫助他賣紅薯，一上午賣出3萬斤。

　　那些當初因送蘿蔔遭哄搶而談中國人素質低下的人士，看到這新聞，該做何想？同樣是中國人，韓紅剛、志願者，乃至那些購買韓家紅薯的市民，展示了理性的合作精神。

　　筆者當時就曾經撰文指出，碰到一個社會問題，將其歸咎於中國人素質低下，實乃偷懶而不負責任的做法。那些哄搶蘿蔔的人確實是中國人，但你不能由那些人的行為就推論説中國人如何如何。“中國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集體性概念，不可把一部分人的行為，而且是在特殊情形下的異常行為，視為中國人的普遍的、常態的行為。

　　動輒進行國民性批判，看似義正詞嚴，實則絲毫無助於文化、社會、政治等各領域問題之解決。這種看法認定了，作為一個整體中國人，在文化上甚至在人種上就有問題。因此，對於具體問題，也就不需要進行制度根源的分析。

　　問題是，大多數民眾只是在生活而已，努力而艱辛地生活。因此，他們不自覺地生活在習俗中。他們的理性、情感就是習俗塑造的。他們依照習俗生活，與他人交易、合作，大體上還算順利。自己改造觀念，必然導致生活陷入混亂之中。因此，他們不可能無事自擾，進行什麼觀念的啟蒙、思想的教育。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真正關心民眾福利、也關心國家命運、希望順利轉型、完成現代化的人士，應該承認這個事實。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習俗總是健全的。尤其是在現代大轉型時代，習俗的某種不健全性質可能會相當明顯地凸現出來，從而也就呈現出調整的必要性。但是，這只能通過調適的方式展開。也就是説，通過局部地引入“新制度”，讓人們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形成更合宜的習俗，人們更好地合作、交換，素質看起來似乎比以前高。

　　至於蘿蔔遭哄搶事件，顯示的是不同習俗的不適應問題。韓紅剛是農民，他似乎是按照鄉村熟人社會的規則，而輕易地許諾，市民可以無償采收。他恐怕料想不到，會有那麼多市民前來采收，他事先沒有設計出合理的制度安排這些人，從而讓這些市民進入了“廣場效應”狀態。但這一次，他與城市市民合作，設計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在其中，他和市民同時獲得了收益，雙方顯得都很有素質。

　　這個世界上，普通民眾的素質就是那樣，不高也不低，那是一個不可能從外部改變的事實。你抱怨它，是毫無意義的。唯一能夠讓個人生活更為健全、讓人際關係更為合宜的辦法是，自然的生活與局部的制度變革之互動。

　　□秋風（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