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因伊朗部分民眾衝擊英國駐伊使館，使雙方外交關係跌至20年來最低點。英國首相卡梅倫發誓將報復駐伊使館遭襲事件，而美國總統奧巴馬放出狠話，揚言“將在短時間內對伊朗採取決定性行動”。美國前一段時間剛剛對伊朗進行嚴厲金融制裁，那麼其“決定性行動”又意味著什麼？這不免讓人擔心，外交戰是否會引發更激烈的對抗，使此前已經升溫的伊朗核危機更趨複雜化。

       美國盯住伊朗不放，實際是美國防止伊朗借核謀求地區崛起、改變中東既存權力秩序，威脅美國在中東的既得利益。對美國來説，防止中東出現地區性大國一直是既定目標。20世紀50至60年代，以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曾試圖謀求自主自強，但後來終在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打擊下走向衰落。而這次謀求地區崛起的伊朗是“石油武器+核能力+海灣稱霸”，由此更令美國不能容忍。連一向以強調“軟權力”著稱的約瑟夫奈也表示：“如果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利益受到威脅，那麼在使用武力這一問題上，美國不應猶豫不決。”因此，美國與伊朗矛盾是一種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和以色列不可能容忍伊朗攜核“和平崛起”。雙方圍繞伊朗核問題進行的對抗和較量註定是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美國很清楚，武力攤牌可能使其面臨“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對伊一直避免過早攤牌。這些年來，美國為阻遏伊朗地區崛起幾乎使用了除戰爭之外的所有手段，包括武力威脅、經濟制裁、外交孤立、支持伊朗反對派，乃至綁架殺害伊朗核專家等。但這些舉措均未能根本撼動伊朗的核立場。

       很顯然，時間流逝對伊朗有利，伊朗核研發和軍事實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日趨增長，而對美國和以色列不利，美國在中東正處於戰略衰退期，以色列在“中東波”後處境日趨孤立。由此決定了雙方遲早要武力攤牌。一般來説，“處於衰落的國家想早點戰爭，而在崛起的國家則在權力轉移前想避免戰爭”。伊朗現在正處於“爬坡期”，距離實現崛起仍有時日，因此這一時期是伊朗最易遭受外力打壓的“危險期”；而對美國來説，這個時期就是打壓伊朗的“機會窗口”，一旦度過這個危險期，由於戰爭成本明顯超過收益，雙方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反而會減小。換言之，伊核危機的發展走勢是個倒U形結構。歷史一再表明，權力轉移的交替期往往也是發生戰爭的高發期。

       因此，伊核危機的懸念不在於雙方最終會不會武力攤牌，而是會在什麼時候攤牌。而在當前，中東劇變、歐美經濟危機、利比亞戰爭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方自感對伊動武時機正在成熟：歐美經濟危機深化使其通過戰爭轉移危機的可能性增大；中東動蕩為西方將干預重點放在中東提供難得契機；而剛剛結束的利比亞戰爭，極大刺激了西方繼續武力干預中東事務的胃口和信心。而這次伊朗部分民眾襲擊英國駐伊使館事件，“令伊朗與英國這個西方主要大國間的對抗表露無遺。”美國等西方大國也因此找到了妖魔化伊朗，乃至對其採取更嚴厲措施的新口實。由此使本已高燒不退的伊朗核危機火上澆油，使未來局勢變得更加危險。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