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為期兩周的南非“德班氣候峰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7次締約方會議）正式開幕。這次峰會由於面臨《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而後續締約前途難料，被部分媒體冠以“拯救人類的最後機會”；也有人鋻於以往幾次氣候峰會，尤其是哥本哈根和坎昆兩次峰會，要麼成為各國相互指責的“口水戰”，要麼成為無關痛癢的“清談館”，在峰會開始之前就悲觀斷言該次峰會又將是各國的“聊天”聚會。

　　德班峰會是否真的是“拯救地球的最後機會”，是否一定如媒體和學界普遍預測的那麼再度無果而終，是人們普遍關心的話題。

　　1968年，英國經濟學家哈丁提出了學界廣為流傳的“公地悲劇”理論：當草地向牧民完全開放時，每一個牧民都想多養一頭牛，結果草地將被過度放牧，從而不能滿足牛的需要，導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餓死。哈丁據此得出結論：“在共享公有物的社會中，每個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這就是悲劇的所在。每個人都被鎖定在一個迫使他在有限範圍內無節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毀滅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各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無法達成廣泛深刻的共識和有約束力的合作，正是全球環境治理上的典型“公地悲劇”。

　　當然，不僅僅是氣候變化問題，毒品氾濫、流行疫病、核武擴散等全球公共問題都面臨著古典經濟學家無法解決的難題：個人乃至國家的自發逐利行為，都並不能直接帶來公共福利的增加，相反會出現普遍的“公地悲劇”現象。更重要的是，一國範圍之內的“公地悲劇”治理可以有多種選擇：一是政府通過徵稅制止侵犯公共物品的行為；二是將公共物品私有化。但對於以主權國家為基本主體的全球治理而言，這兩種選擇都無法實現。相比主權國家之內的公共事務，全球治理中的“搭便車”行為更為普遍，且更具備民意合法性——畢竟，在民族主義的滔天洪水面前，全球公共倫理顯得如此孱弱無力；在人生苦短、得意盡歡的現實享樂主義誘惑面前，“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代際倫理同樣顯得如此單薄羞怯。

　　不僅如此，全球氣候環境治理還面臨著更大的合法性考驗：不少科學家從自身長期研究中得出了與氣候變暖完全相反的結論，更有研究證明在若干歷史時段內的全球氣候變化根本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麼劇烈和可怕。無論我們對這樣的學術質疑多麼懷疑，但囿于我們知識的分散性、有限性，對這種質疑我們都不能不屑一顧。否則，從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如今的德班系列峰會，在不少人眼中就不僅僅是“口水戰”或“清談館”，而是徹頭徹尾的無聊鬧劇了。

　　其實，無論是對氣候峰會的合法性質疑，抑或各國集體行動的邏輯困境，各國採取氣候峰會這種方式面對面坐下對談，哪怕果真是“口水”和“清談”，對全球氣候環境的“公地悲劇”來説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努力。指望一兩次氣候峰會就能“拯救地球”，那只是媒體吸引公眾眼球的誇大其詞；但將其視為一無是處的“口水戰”和“清談館”，尚未開始就“唱衰”峰會，也是“畢其功於一役”的簡單思維作怪。試問，對於類似氣候環境這樣的國際型公共物品治理難題，除了交流溝通和談判之外，當前的人類還有更好的選項麼？

　　在筆者看來，利益攸關的各方坐下來爭吵談判，本身就是破解全球治理“公地悲劇”的一個全新選項——多中心自主治理。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的這一理論發現，用於全球氣候環境治理問題，就是各方沒有一個全球政府的背景下，自主談判合作，找到一個既非私有化又非徵稅監督的合作治理模式，德班峰會等恰恰就是這種自主治理的體現，所以應該值得大力提倡和鼓勵！

　　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理性經濟人”假設類似，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各個國家同樣是具有自利傾向的“理性經濟人”。因此，在歷次峰會上爭吵博弈，在減排承諾和其他各方面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本來無可厚非。最關鍵是各方面應該在博弈的過程中全力爭取都能相對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有博弈無合作才是惡化“公地悲劇”的更大悲劇。值得慶倖的是，歷次氣候峰會雖然成果寥寥，但那些點滴進展依然值得鼓舞，積沙成塔、水滴石穿的意志力乃是全球治理的不二法門，集小勝成大勝更是其唯一的策略選擇。

　　當然，在當前全球政治格局下，國際型公共物品絕大多數是在主權國家範圍內進行治理的，所以我們在倡導全球多中心自主治理，尤其是主權國家、國際組織、氣候環保NGO等協作參與的同時，還是應該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市場經濟、公民參與、憲政法治等治理理念，因為這些是確保一國範圍內人口、資源、環境總體上協調發展的根本制度保證！

　　總之，德班峰會不會是“拯救地球的最後機會”，“清談”和“口水”也在所難免，但只要各方面秉持誠意持續努力，破解全球氣候環境治理上的“公地悲劇”依然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