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廣州市白雲國有資産經營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景元透露，為規避公車管理規定，不少單位長期租用大排量豪車，此舉嚴重超標，“尤其是一些非法人單位，存在大量租車現象。”劉景元建議，市財政局可針對這種變相公車開支的管理出臺具體建議。（《廣州日報》11月23日）

　　廣州自年初開始給公車裝GPS的，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裝上的高科技設備，看來對上述報道中的租車或借車之舉無可奈何。讓人疑惑的是，現實中苦於巴結權力無門的企業，有多少會正兒八經地收取權力部門的用車租金？現實中又有多少領導幹部，以這樣的租車或借車逃避監督？

　　以“清理、機關、借車”為關鍵詞在百度上搜索，立馬搜索出25.6萬條結果，時間可上溯至上世紀末，地域幾乎涵蓋全國各地，最低至縣一級。河北省自今年5月起就開展了公車專項治理工作，截止目前，全省違規借車、換車已退回、換回2479輛（《燕趙都市報》11月14日）。2009年，網友曝內蒙古自治區阿榮旗人民檢察院女檢察長劉麗潔乘座豪華坐駕，當地調查後回應稱，是從企業借來的。雖然早在2007年，廣東省紀委便發出通知，規定借車需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但2009年，原廣州市市容環衛局領導公然從廣日集團借用三輛轎車。

　　此類現象不勝枚舉。無論租車還是借車，本質都是公車管理制度“挂空檔”。中紀委、監察部三令五申，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不準利用職權向企業、下屬單位換車、借車和攤派款項買車”。從各地的一再通知和頻繁清理中可以看到，大都也認識到租車、借車的弊端所在，但各地處理方式居然高度雷同，即勒令借車單位返還了事。當權力因借車違規而不用付出任何警醒、懲戒的成本，“三令五申”就難免淪為紙上的官樣文章。

　　公車管理本質上是對權力的約束，必然會令一些人“不大舒服”。對於以貨幣方式變現“屁股下腐敗”的車改，一些人士給予極大包容。可是，車改後，到底有多少下屬單位為向領導機關獻媚，主動借車或低價租車而變著花樣腐敗呢？

　　公車改革之所以難見成效，根本原因就在於改革只是徘徊于堅硬的權力殼外圍，只是一再琢磨如何在“限制汽車”上變換花樣。儘管許多規定的措辭極其嚴厲，實踐中對權力的濫用幾乎沒有施用任何強有力的懲戒措施。比如，對陰魂不散的權力租車、借車現象，有多少地方正兒八經地祭起過問責的權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