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至12月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將在南非德班召開，這是2012年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官方文件《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前召開的最後一屆氣候大會。京都議定書能否在2013年進入第二承諾期，各國能否就新的減排目標達成共識，德班氣候大會可謂成敗繫於一身。

　　所謂《京都議定書》，即《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是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目的是通過強制性的減排標準，“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其原則則是“框架公約”所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即在歷史上産生過大量碳排放的工業化國家應承擔更多減排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則應優先照顧經濟發展，同時工業化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幫助後者進行環境治理和減排。

　　然而這項為全球大多數國家所簽署、本應具有強制性效力的協定，實際上是先天不足的。

　　首先，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始終拒絕簽署，並通過參院所謂“伯德-哈格爾決議”（要求美國政府不得簽署任何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減排義務區別對待的國際公約），事實上對“共同但有區別”的“框架公約”原則持不贊同立場。儘管前美國副總統戈爾曾象徵性簽署《京都議定書》（因為知道參院一定會援引“伯德-哈格爾決議”封殺），小布什和奧巴馬兩任總統也曾表示過“原則上不反對”《京都議定書》精神，然而從哥本哈根峰會上美方的表現不難看出，其實質立場恰是“原則上反對”，即認為中、印等新興國家在議定書減排控制框架以外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希望《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無疾而終，並代之以一份新的、“公平合理”的框架協議。

　　其次，“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最積極的推動者——西歐國家，立場出現了分化和動搖。歐盟一直是《京都議定書》的支柱，2002年5月31日歐盟15國集體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京都議定書》的一幕，被認為是“框架公約”得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步驟，歐盟國家對減排份額的超額完成，率先建成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動作，及對發展中國家較積極的減排援助行動，在很大程度上讓《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得以磕磕絆絆地維繫下來。但隨著歐洲經濟的不景氣，歐盟各國對自己下大力氣減排，還要向窮國提供環保援助感到越來越不滿和力不從心，對新興國家碳排放量激增卻依舊游離于減排框架外，和美國長期拒不簽約卻要對“框架公約”指手畫腳，均十分不滿。10月23日，歐盟在布魯塞爾召開緊急首腦分會，會上協調了歐盟各國在德班氣候大會上的立場，即可以認可第二承諾期，但要以“主要經濟體的參與”為前提，也就是説，美國、中國、印度“一個也不能躲”。問題在於，説服發展中國家接受減排硬指標的前提，是相應的幫扶資金到位，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所承諾的300億美元碳交易啟動資金受經濟形勢影響難以到位，2020年的每年1000億美元規模則更如天方夜譚，在這種情況下，歐盟的高談闊論很容易曲高和寡，流於空談。事實上，會議尚未開幕，原本對“框架協議”態度積極的日本、加拿大早已明確表示，不會簽署第二階段協議，且自10月23日的“協調會”至今，歐盟已有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國相繼出現政權更迭，所謂“協調立場”會否因此“不協調”，著實不得而知。

　　不僅如此，從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可知，原本立場一致維持“共同但有區別”框架公約，主張減排義務應主要由工業化國家承擔的發展中各國，分化情況更為明顯：部分島國和低地國家惟恐氣候變暖、海平面升高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開始站到美國等主張“另起爐灶”工業化國家的一邊，贊成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發展速度較快的新興國家）進行強制性、指標性減排，而一些不發達國家則堅持“工業化國家應多減、先減”的原則，不贊同第二承諾期的減排原則作傷筋動骨的調整。個中奧秘，正在於新興國家的飛速發展，令全球經濟版圖和碳排放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兩極分化，讓它們之間原本的協調立場也變得越來越不協調。可想而知，在至關重要的德班氣候大會上，這種不協調只會比哥本哈根有過之而無不及。

　　陣容混沌所必然導致的，則是會議前景的不明朗。從目前情況看，在德班畢其功於一役幾不可能，2013年前各方達成妥協的希望也愈益渺茫。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今天，減排意味著增稅和給經濟降溫降速，不論美、歐、日、澳，還是中、印、俄、巴，不論是富國還是窮國，如今恐怕都只能“先談起來”，語言上的巨人可以做，行動上的急先鋒卻要付出難以預估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