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題為《轉變發展方式 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講話。胡錦濤強調指出,發達國家應該實施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妥善處理主權債務和財政風險。

　　近期，困擾歐元區兩年之久的主權債務危機似有加深之勢，先是希臘總理更迭，再是意大利總理正式辭職。為解決債務危機，目前人們已開出了多劑“藥方”，但是，筆者認為，解決歐債問題的得力之策，還是要靠歐盟自己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此外難言樂觀。

　　歐債危機源於“政策困境”與“福利社會”的疊加

　　目前，很多學者將歐債危機的爆發單純歸結為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不統一。誠然，二者的協調配合和相機抉擇，能夠有效發揮宏觀調控的“逆週期”效果，穩定經濟運行。歐元區成立後，各國不再享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只能依靠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由此造成了各國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債務負擔日益嚴峻。

　　但是，這一政策困境並非債務危機産生的唯一原因，更致命的原因是希臘、意大利這類處於城市化成熟階段、經濟結構穩定、新的經濟增長點已難産生，同時又處於高福利社會階段，一方面造成政府財政收入難有增加，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削減動力不足（在希臘等國家政黨體制下，出於選民支持需要，各政黨往往都不會採取緊縮或削減開支政策），由此高赤字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説，加入歐元區後，雖然失去了獨立的貨幣政策，但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利於緩解希臘等國債務。這是因為，加入歐元區後，希臘可以借助歐元區的良好信譽發債融資，融資成本顯著降低，發債效率也在提高，由此可降低利息支出，減輕償還壓力。

　　因此，歐債危機的爆發，是處於城市化成熟階段、經濟未有新增長點且又具有高福利特徵國家難以避免的困境，失去獨立的貨幣政策只是加速了這一困境的實現而已，只能算是危機的“助推器”，而非“發動機”。歸根到底，還在於這些國家維持高福利的財政壓力太大，迫於無奈只能被迫舉債。正因如此，諸如德國等經濟增長點豐富、社會保障完善但社會福利絕非過高的國家，並未因為獨立貨幣政策的喪失而遭受債務困境。

　　歐債問題的解決關鍵還是要靠自身

　　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是深刻的。受債務危機困擾，歐元區經濟活力在下降，歐元的國際影響力也在趨弱，甚至關於歐元區解體的論斷也甚囂塵上。

　　一方面，對歐盟而言，不希望看到為尋求與美國平起平坐地位而付諸10年的努力付諸東流，也不希望歐元區長期陷於債務危機的泥潭而被主要經濟體拉開差距或迎頭趕上，各國尋求解決危機的決心不容置疑。另一方面，歐債危機爆發的癥結，也早已讓國際組織和其他經濟體認識到，如果不在歐元區內部形成強有力的聯合舉措，不進行實質性的改革，比如嚴格控制政府財政支出規模、強化政府財政約束、調整各自的福利、統一財政與貨幣政策，則債務危機的最好結果只能是暫緩，而非根治。

　　尤其是對希臘而言，如果其自身不再財政硬約束上下功夫，不“艱苦奮鬥”，諸如通過提高增值稅、適度降低養老金標準等相對激進措施降低赤字規模，而單純依靠歐元區的債務減記，則只是最終走向債務違約的一劑“鎮痛劑”。因此，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根治還需依靠歐元區自己，如不觸及引發危機的根源和根本癥結，則本次危機的“解決”恰恰是為下次危機埋下伏筆。

　　我國參與救助應適時適度

　　筆者認為，對我國而言，手中持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且近七成為美元資産，也的確需要有一個穩定收益和風險分散途徑。從這一意義上説，我國有投資歐元區債券的能力和意願，這也正是國際上有人希望我國出手相救的原因。而且，從進出口考慮，受歐債危機困擾，歐元區需求下降，這也對我國出口造成了一定影響。從1～10月份的數據來看，我國出口同比增長22%，但對歐洲出口增速僅為11.6%，低於出口增速超過10個百分點。從這方面來講，幫助歐元區擺脫債務危機泥潭，對我國經濟發展也有一定好處。但另一方面，風險控制也是必須的，我國外匯儲備以及對外金融資産的安全也需要置於更為可靠的位置。因此，在歐元區的實質性體制改革框架達成、能夠正視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之時，我國再適時適度出手也為時不晚。

　　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南泥灣精神”，使中國共産黨度過了革命鬥爭史上最為艱難的歲月。對希臘以及其他正在與債務問題進行“鬥爭”的歐元區國家而言，也是時候好好學習一下這種精神了。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 申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