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靈智小學是一所1999年成立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租用居民區的一幢4 層小樓作為校舍，學校沒有校園，沒有操場，樓頂和街巷就是學生的活動場地，居民稱它為“屋頂小學”。記者聯絡上靈智小學一位姓黃的老師，據她説，目前學校有教師18人，1-6年級共7個班近400名學生，還有一個學前班。課室分佈在各個樓層，教室面積則大小不一，有些課室20多平方米，擠了30個學生。（羊城晚報11月18日）

　　這所學校“生動”地反映出我國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生存狀況。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誰來改善這些學校的辦學條件，誰來給農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或有人認為，這既是民辦學校，自然應該由民辦學校自己想辦法解決。就如最近發生校車慘劇的甘肅小博士幼兒園，也是民辦幼兒園，筆者在接受一家電視臺採訪時談到，校車應該由政府財政保障，記者馬上問道，難道民辦學校的校車也該政府保障嗎？應該説，這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

　　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條件改善、民辦中小學、幼兒園的校車，其實都應該由政府財政保障，我國之所以存在公辦、民辦待遇不同的問題，主要是長期以來存在的歧視，已經讓大家對此熟視無睹，而不管是按照我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義務教育法》，還是參照國外的經驗，政府都有責任對進行義務教育、提供學前教育的民辦學校給予相應的投入。

　　對此，肯定會有質疑：政府哪有那麼多錢來投入？這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分析的問題，即政府該保障哪些教育投入。是的，等待財政開支的地方很多，僅就教育來説，就有高等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學前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等等，每塊都想分到一塊蛋糕，但蛋糕也就這麼大。在我國發展教育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教育整體投入嚴重不足，這已不用贅述，到2009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僅佔GDP的3.59%；二是教育投入的領域與政府應當承擔的教育責任錯位，總體看來，我國投入高等教育領域的比重過大，而在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領域投入過低，導致我國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只是名義的“義務”，直到2008年才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全免學費，而學前教育資源匱乏更驚人，2010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只有56.6%，；三是教育投入的主體和方式，高等教育主要依靠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基礎教育主要依靠縣鄉財政，據有關統計，縣鄉財政在基礎教育投入所佔比例為80%左右，由於各地財政水平不同，這造成基礎教育存在極大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由此引發基礎教育嚴重的擇校熱，以及中小學管理的各種亂象，比如最近接連發生的綠領巾、紅校服事件。

　　其中，第二方面和第三方面問題，反映出一個國家和整體社會，對待教育的觀念。在我國，普遍重視高等教育，其中名校更是令人矚目，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則被號稱為國人的世紀夢想，而對於基礎教育，卻重視不夠，其中十分典型的是，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經達到3000萬，位列世界第一時，學前教育卻成為教育的最大“短板”，三年入園率只有50%左右。在美國、香港，由於政府對基礎教育的高度重視，把發展基礎教育作為政府最基本的職責，因此，中小學校舍普遍好于政府辦公樓，義務教育教師被作為國家教育公務員，中小學校車也成為一種文化，可在我國，如前所敘述，國家把不多的教育投入，投入到打造全國重點大學的高等教育領域，導致就是在2008年實現了真正的義務教育，可由於嚴重的教育不均衡，很多家庭依舊要承擔高昂的擇校費，同時要面臨學校的亂收費。而由於教育投入不到位，民辦學校自然難獲得扶持，各地不時出現學校辦學條件十分簡陋、一些學校有一百四五十人人一個班的消息。

　　根據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到2012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佔GDP的比例將達到4%，以GDP40萬億計算，每年將在目前的投入基礎上新增1600億元。這1600億該怎麼投、怎麼花，就考驗著我國政府發展教育的理念和職責認識。以筆者之見，確保1600億投入新增到位，依靠中央財政是最有力的方式。同時，從政府發展教育的職責看，應該重點投向基礎教育，尤其是鄉村基礎教育，以彌補長期以來基礎教育和鄉村教育投入的不足，推動教育公平。事實上，通過中央財政保障義務教育，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在不少發達國家已有成功的經驗，法國中央財政承擔了70%以上的義務教育經費，且把義務教育教師工資直接劃撥到教師的個人賬戶，日本中央財政負擔了全部義務教育半數以上的經費，包括教師工資、學生補助和獎勵、學校基本建設費、設備設施圖書經費等，此外還承擔了全部的教科書經費。

　　從我國政府近年來的表現看，正採取增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方式，加大中央財政對基礎教育的投入比重，其中就包括免除城鄉義務教育學費，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的義務教育按比例補足免除學費後的經費，數據顯示，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轉移支付規模，從2000年的1089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7933億元，年均增長28.2%；2000年-2008年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轉移支付累計30338億元，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的43.6%。2010年，中央財政投入100億，解決中西部1100萬特困生的生活補助，前不久，國務院再決定，投入160萬，覆蓋解決2600萬農村貧困生的營養改善問題。這傳遞出積極的信息。

　　需要中央財政著力的地方，還有不少，當下有兩個問題極為突出，其一，校車問題，這一問題一直困惑著我國學校安全，每次慘痛的校車事故之後，政府部門都發文件、發通知要求各地注意校車安全，去年，我國還出臺了校車國標，可是國標在實際經費困難面前很難落地，要根治校車問題，必須把校車預算納入中央財政或者省級財政範疇——納入縣鄉財政，基本上意味著沒戲，就像此前的營養改善計劃，如果要各地自己籌資解決，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依據筆者的測算，為中小學配備安全的校車，總需費用約600億，這在新增的1600億里，完全可以解決。

　　其二，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求學問題，目前採取的方式是“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的方式，由於流入地政府對此要承擔投入責任，因此，大多難以維持長久的積極性，中央對此出臺了獎勵政策，但這起不到多少激勵作用，要切實保障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求學，就需要加大義務教育的省級統籌以及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

　　對此，高等教育界肯定會有意見，認為新增的教育投入都被基礎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我國中央財政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包括推行免費政策和國家助學金政策——“瓜分”了，高等教育的發展怎麼辦，這是牽涉到高等教育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命題，就是要打破國家包辦高等教育的局面，創造條件讓更多民間資金進入高等教育領域，這既可以讓政府重點投向基礎教育領域，保障其應該保障的公共教育部分，也可讓高等教育增加財政獨立性，獲得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

　　該是重新梳理教育發展理念，改變教育投入方式的時候了。增加教育投入，加大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對基礎教育的統籌力度，開放高等教育領域，這不但關係到國家的教育公平，也關係到教育的質量提升。離開了基礎教育的雄厚根基，我國整體的國民素質提高就失去土壤，而就是要創辦所謂的名校，也只是建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