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北京市民郭春平因在胡錦濤視察期間稱廉租房月租僅僅77元，引發網絡圍觀。日前，她因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而被要求搬離。對此，郭春平表示自己家庭人均收入增長了不少，但還是租不起房子。

    廉租房退出機制既是政策規定，相關部門理當嚴格按照政策辦事，而郭春平個人亦應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不要誤讀政策，認為被要求搬離就是在“轟她走”。畢竟，廉租房的政策初衷是為住不起房的市民提供的過渡性住所，不可能讓誰“住一輩子”，也不可能因為某種特定的機緣而出現違反政策規定的特例。如果聽任廉租住房停滯不流動，那些更需要保障的人群豈不是永遠都沒有機會享受政策的陽光沐浴？

    不過，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問題需要管理部門格外留意，並在後續的實踐過程中盡可能地加以完善、制度化。

    比如，相關部門理應將公開披露相關的騰退信息制度化。這樣的信息披露，不僅僅是政府信息公開的一種姿態，也是一種政策引導，是對於其他廉租房住戶的一種政策暗示。如果確有這樣的退出先例，則郭春平或者今後其他住戶被要求搬離時，就不會覺得過於突然。

    再如，廉租房的動態管理還必須搞好相關的政策配套。租住戶的收入狀況是否穩定，搬離之後如果還是無房住，是否能通過其他補貼形式，讓租戶在搬離之後，不至於承受更大的生活壓力。如果租住戶家庭收入雖然略有提高，但搬離廉租房後，卻因為承擔相對高一些的房租而生活得更差，顯然就不利於激勵租住戶去努力工作。此外，廉租房申請標準能否與彼時彼地的物價實行聯動，實現動態浮動，不能一成不變。

    凡此種種，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足夠的政策智慧。其中，以立法來保障強制騰退的實現當然重要，但相關配套政策措施的落實、住戶道德約束的強化也很重要。惟有所有的廉租房住戶習慣了被要求搬離，甚至主動要求搬離，廉租房才能成為“活水”，保障房政策也才能實現最佳的政策效果。

    □胡印斌（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