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的聯防隊“好人”不願進，低素質者渾水摸魚，需要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

    深圳寶安區聯防隊員楊喜利毆打、強姦婦女，丈夫忍氣吞聲的新聞，引發公憤。但一個平時“經常打人砸車”的人，是怎麼混進聯防隊伍的？這個極端的案例，反映出聯防隊制度存在一些問題。

    現在，寶安區政府已作出的5項處置中，就包括“對全區治安聯防隊伍進行進一步教育整頓。要求各社區居委會在招聘聯防隊員時嚴把準入關。”但要真正走出聯防隊“一亂一治”的循環，對“聯防隊制度”，有必要進行深入的反思和通盤的改革。

    “聯防隊”的誕生是源於地方治安力量不足。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南海市率先推行農村治安承包制。此後，警察之外的治安力量——聯防隊（治安員、協警、輔警）應運而生。

    很快，聯防隊就不再是最初的“群眾組織”，而帶有“準公權”性質；但又沒有法律明確制約，聯防隊員違法敲詐、毆打、刑訊的惡性事件，屢屢發生。每次出了“大事”，就引來一次整治。2004年9月，公安部還曾下“禁令”：要求2008年1月以後，各級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義留用治安員。

    但事實上，“禁令”很難得到貫徹。在警力不足的地區，維護治安還是需要聯防隊。比如2009年東莞常住人口635萬，警力僅1.1萬人,警力覆蓋率僅有1.7‰，也就是全國平均水平12‰的一個零頭。所以東莞配有治安員5.27萬，是正規警察的5倍，饒是如此還是不敷使用，治安環境嚴峻。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灰色身份”，聯防隊員通常經濟沒保障、職業沒前途、社會聲譽極差。像楊喜利這麼明火執仗的極為罕見，但狐假虎威、敲詐勒索，搞“灰色收入”的並不鮮見。久而久之，還引發了“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在一些地方因為“好人”不願意進，難免就會有像楊喜利這樣低素質的人混入聯防隊。

    所以，需要客觀看待“聯防隊”的存在，然後在制度上嚴格準入，財政上充足保障，讓聯防隊員個人有晉陞空間，才能徹底改變其社會形象，避免悲劇重演。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