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民警周益斌在抓捕逃犯過程中身中數刀，終將嫌疑人成功上銬，但數輛出租車見其滿身是血，均不肯停車，最後一名路過的環衛工人挺身相助，用電動車將其送醫。

　　儘管環衛工人龔德權的挺身而出、無私相救，為瀕危的道德水準和文明風貌挽回了尊嚴，其形象在日漸黯淡的世道人心中熠熠發光，就像“小悅悅”事件中拾荒阿姨陳賢妹的“道德拾荒”一樣。但是此事中，數輛出租車先停車、然後再決絕地離開的情形，依然讓人如芒在背：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見死不救的遍地冷漠？

　　也許是出於出租車司機“挑客”、“拒載”的“職業習慣”，也許是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圓滑，又或者是見到便衣的周益斌滿身是血，善惡不辨下的無所適從，出租車司機們的“見死不救”固然可以在世俗邏輯中尋得一絲“合理性”，但是，經由“彭玉案”、“許雲鶴案”、如皋司機救人被誣案，再到前不久的“小悅悅”事件，我們也可以窺斑知豹，類似事件其實也暗含一定的“必然性”——不是説人情必然淡薄、人心必然冷漠、道德必然稀缺，而是説，法律和制度失當，必然導致道德滑坡、社會冷漠。

　　儘管我們常説，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法律固然無法控制人的心性，卻可以影響道德環境和氛圍。此前，“彭宇案”、“許雲鶴案”等見義勇為爭議案件，其判決非但沒有彰顯法律對見義勇為的褒揚和鼓勵，反而傾向於讓見義勇為者面臨承擔“肇事責任”的風險。可想而知，這會給公眾帶來怎樣的心理暗示，又會對公眾的道德取向和行為法則造成怎樣的顛覆。

　　如果一扇窗戶被打破而沒有修復，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範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終致無序之態，這就是著名的“破窗理論”。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將其總結出來，為的是揭示環境可以對一個人産生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反觀我們的社會現實，毫不誇張地説，“彭宇案”的不當判決就如同打破了第一扇窗，而且遺憾的是，至今未見修復之舉，再加上此後的一系列類似事件，其環境誘導作用可想而知。即便是“小悅悅”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後，廣東有關方面討論相關立法事宜，最響亮的聲音竟然是立法懲罰見死不救，而非立法獎勵見義勇為，依然是做“減法”思維而非“增量”改革。而強制的最可能結果就是像出租車司機們那樣——救不起躲得起。於是，這兩年，我們在新聞上看到老人倒地無人敢扶的新聞比比皆是，“道德滑坡”、“社會冷漠”愈演愈烈。

　　一百個壞蛋對社會道德的破壞，還不如一次不當判決帶給人的心理震撼和行為暗示大；一個人的道德素質好壞，絕沒有法律和制度環境對社會道德的影響深。欲救令人寒徹心肺的“社會冷漠症”，恐怕還是先得讓法律和制度“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