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18日，廣東省政法委、社工委、社科院等十多個部門，針對小悅悅事件，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會後，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發佈信息，問計於民，徵求救濟機制、獎懲機制方面的意見與建議，意見或會成為廣東省制定相關政策的依據。（《南方日報》10月19日）

   　　官方的聲音是謹慎的，但一些專家的呼籲已遠遠走在前面，他們的訴求是在刑法中設立“見死不救罪”。一些媒體也窮經皓首地搬出國外的立法例以為國內的鏡鑒。如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就新增了“怠于給予救助罪”。其具體的條文是：“任何人對處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採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並扣50萬法郎罰金。”

   　　呼籲以刑律懲治見死不救並非新鮮事。早在2001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就有32名代表聯名建議刑法增加“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兩項新罪名。2009年，發生在湖北荊州的“打撈門”事件，讓“見死不救罪”的輿論激辯達到了高潮。在那一事件中，3名大學生為救兩名落水少年溺亡，當時在場的一些船夫被盛傳“見死不救”，原因居然是為了獲得鉅額打撈費。當時有張極具視覺衝擊力的照片，看上去形象地表現了船主“不見錢不打撈”的貪婪，一時間群情激憤。

   　　類似事件一再發生，除了激發民眾憤慨之外，也讓不少人意識到，停留在口頭上的譴責和倡議拯救不了道德。於是，一種慣性思維正在形成——當問題成了現象，當道德自律收效甚微，一些專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法律，進而想起了最具強制力的犯罪與刑罰。那麼——“修法”吧，“入罪”吧!

      這樣的“入罪”于近年來的刑事立法中有著清晰的印跡可循。1997年刑法大修，新罪的增加數以百位計。本以為這麼大規模的修訂之後，至少可以在短期內維持法律應有的穩定，事實卻遠非如此。在最近的14年中，刑法又經過7次修改。

      頻繁的修改部分源於過往立法技術上的陳舊與欠缺，且與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新的犯罪不斷涌現緊密相聯。我們知道，任何社會都處於一種運動的狀態，作為社會關係調節器的法律的運行，也必須同社會的發展變化相適應。以犯罪與刑罰為其主要內容的刑法，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最重要的基本大法之一，當然也不例外。這正應了著名大法官卡多佐的話，“法律就像旅行一樣，必須為明天作準備。它必須具備成長的原則”。

      以此説來，新罪名的出現不過是刑法尊重社會的發展規律理應作出的必要回應，新罪名本身並無可置疑。問題在於，什麼樣的行為，在什麼情況下應當“入罪”，又當怎樣“入罪”？

      某項有違道德準則的行為該不該“入罪”，其爭議的焦點在於該項行為當不刑罰化。道德與法律確有交叉，進而有重合也有區分。將違反道德的行為納入到法律規制之列甚至是刑法規制的範圍，是立法的一個常用管道。但道德畢竟不等同法律——法律只是底線的道德，而絕不應成為泛化的道德。

      我們很難想象，如果人為地將不同層級的道德一律刑罰化，會對社會、對公眾産生何種的後果和影響：見危不助，刑罰伺候！見義不勇為，刑罰伺候！兒女不敬父母，拿“不孝罪”伺候？腳踏兩隻船，趕緊立“花心罪”？搞婚外戀，也得有個“不貞罪”吧……如此推導，需要增加多少刑律才能跟得上社會潰敗的腳步。

      拋開法律與道德的分野不談，單從立法上看，“見死不救罪”的技術難度系數高昂，而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發現哪些專家對“見死不救罪”提出了清晰的立法界定。泛化的“見死不救罪”註定沒有可操作性。我們以18路人的冷漠入罪。但別忘了，在官場，這種冷漠更甚。眼見自己的上級或同事跌入貪腐的深淵，而不舉報，這不也是一種“見死不救”嗎？甚至立法機關明知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産生腐敗，卻對官員財産公開等防腐制度一拖再拖，這也是一類“見死不救”。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問題在於，如何來證明他真的“見”了？又如何來證明行為人是“故意”（而不是“過失”）放棄救助？

      至於有專家列舉的國外立法例，其實在立法技術上都對“見死不救”或“見危不助”做了種種限制。我們其實也有這類“見死不救罪”——只不過在主體上限制更多，範圍更窄。比如對這些警察、醫生等特定主體的“見死不救”行為，依現行《刑法》，他們很可能觸犯以不作為方式實施的“瀆職罪”或“故意殺人罪”。

      從執法的角度看，“小悅悅事件”中的18路人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個案。因為湊巧事發地有一個攝像頭，而且恰好還能正常使用——既不象“躲貓貓事件”中攝像頭壞掉了，也不象“錢雲會事件”中攝像頭正在調試卻沒有保存。以此看來，一旦“見死不救罪”入了刑律，為了適用此罪，非在全國遍設“天眼”不可。我們是否能夠想象，我們將生活在那樣一個無處不在的監控社會之中。我們更難以想象，將來中國人的善舉，都不得不借助於司法的無縫介入和攝像頭的無縫覆蓋才能達成。在那樣一個警察國家裏，社會或將跌入一個更為嚴重的道德虛無主義的深淵。

      法律強調他律，是國家立法，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道德強調自律，是自己立法，以內心的道德認同保證實施。法律是剛性的，以懲罰為外在表現；道德是柔性的，以社會評價為外在表現。法律讓人的畏懼之心，而道德則是羞恥感的源泉。若要設立“見死不救罪”，先就得考量，我們是否需要不是基於自我認同，而是基於對國家暴力的畏懼的“善行”。